公权力该不该插手“陈世美”的私德？

2月13日晚，福建漳州漳浦县检察院在微博上发布消息，对该院检察官黄宏璋婚恋纠纷一事做出回应，并披露了检察院给予黄宏璋撤职处分的决定。14日，漳浦检察院证实，微博确系院方所发。事情源于网友爆料，时任漳浦检察院监察室副主任的黄宏璋与一女子未婚生子，并抛弃该女子，欲迎娶另一家世较好的女子。（2月17日《京华时报》）

“公务员”、“未婚生子”、“移情别恋”、“攀附权贵”，当这几个词组合在一起时，难免让人产生“当代陈世美”之感。况且，事发公务员职业饱受诟病的当下，“当代陈世美”被谴责、被撤职，恐怕也“顺应”了人们的思维惯性。

但是，道德有私德和公德之分。公德涉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例如，商业诚信、遵守法律等，是涉及社会活动时的约定俗成。而婚恋纠纷、家庭伦理等私德，只和参与各方有关，与其他人并没有多大关系。那么，对“当代陈世美”的私德问题，公权力到底该不该插手？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再来辨一辨公德和私德的区别。

早在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就提出了“公德”和“私德”的概念。前者在于“人人相善其群者”，后者则是“人人独善其身者”。梁以为，公德关乎国家、民族的体制和命运，因此，在社会中，公德比私德更为根本、更为重要。其全部道德的核心，就在如何做到“利群”。换言之，对于那些致力于推动公益和社会进步的人来说，我们不必要求他们做道德上毫无瑕疵的君子。

然而，从“当代陈世美”被撤职来看，人们显然是在用个人的私德标准，而不是社会的公德准绳来评价他。也就是说，即便其曾经“工作认真负责，能力也很突出”，但在公众眼中，他的“始乱终弃之私德不彰”，是不可原谅的污点。但在现在法治社会中，私德虽然可以代表个人修养，却不足以作为个体的道德基础。这是被人们所忽视的环节。

一个文明、进步的法治社会，可以包容私德有缺陷者，就像同性恋的法国哲学家富柯，依然在法国的多所大学中执教；吸过毒的德国足球教练萨默尔，仍在带队踢球一样，这是人类现代伦理难得的进步。人们不“宽容”破坏公德者，所以，当年的美国主张弹劾克林顿的理由，是他作伪证和妨碍司法，而不是他有婚外情。

行文至此，或许，有人会提出质疑，公德的形成难道不需要私权集体的、自觉的让渡吗？

当然，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当代陈世美”被撤职无疑是值得肯定之举，甚至会让一些人感到“大快人心”。可是，公权力插手公民私德，并规劝个体的私德问题，却也是违反现代民主和法治理性的做法。如果非要说“当代陈世美”的私德与其公务员身份有什么关联的话，那问题肯定不仅出在其道德的败坏上，而是出在当下不良的权力生态中。

权力如果不加以约束，不但是最容易令人上瘾的兴奋剂，也是最容易致人堕落的催化剂。权力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监督，私德再怎么约束和改良，也免不了被同质化。因此，只有追本溯源，改良权力土壤本身，防止公权力恣意妄为，才能切实提高公务员的“私德”，公权力的品质和公共道德的提升，才会真正看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