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排名有助于信访由堵转疏

信访排名制度，在我国各地已实行数年。据了解，以取消信访排名为标志的信访改革，正在进行时，且“力度不亚于劳教制度废除”。中央有关部门的思路是，“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当地，避免矛盾涌入信访”。（11月11日《新京报》）

取消信访排名制度，此前已现端倪：早前多地官员就曾披露，自今年3月起，暂未收到国家信访局澳门黄金城：各省（市、区）“非正常上访”人次数的排名表。而今，“信访改革”的轮廓初现，排名取消在望，愈发慰藉人心。

以点对点通报取代信访排名，用治本式“疏”代替末端的“堵”，无疑契合法治纹路，也指向信访机制的自我矫正。在信访排名沉疴待解的语境下，适时取消排名是种理性纠偏，也对接了民意期许。

应该说，起初设立信访排名不乏善意初衷。在社会转型、矛盾多发、信访洪峰涌现的背景下，它旨在建立“信访工作绩效与政绩挂钩”的机制，促使矛盾化解在基层，纾解民众诉求。但在现实执行中，它衍生出不少负面激励：在挂钩式考核下，某些基层政府受“政绩驱动”，动辄粗暴截访，最终造成多输格局。

信访排名催生出的稳控压力，也成了截访行径的诱因。在此情境下，改变信访责任追究、“一票否决”等机制，显然应尽快提上议程。信访改革，正是对这些问题的积极呼应。取消信访排名，有助于纠正“重数量、轻解决，重稳控、轻化解”的考核方式，消减基层官员的维稳重压：官员能基于民生本位的视角，而非维稳动机，去纾解信访中寓含的民生诉求。

避免“矛盾涌入信访”，说到底是对信访本质的厘清——信访无关“捣乱”，是法治渠道淤塞下公众的迂回表达；它是衡量社会稳定的一个状态值，更是群众诉求申述的一种通道；上访者也非“麻烦制造者”的代名词，而应成填补治理缺陷的“反推力”。

推动信访问题的良性解决，当注重源头化解，以改善民生为着力点，在面对上访时，悉心聆听，认真求解。在权利敏感期，善待访民，正视问题，更考量着治理的温润度。而推行“枫桥经验”，将矛盾化解前置，疏通行政诉讼、司法救助等救济渠道，就合乎“源头治理”的思路。它有助于倒逼基层治理从“堵”到“疏”的转变，也以拓宽制度化应对的口径，“消化”喷涌的民生诉求。

实质上，实行信访改革的时机，也已酝酿充分。近年来，我国信访制度也在循序“改进”：如修改民事诉讼法，加强检察监督，以期破解信访困局；以信息化推进信访模式嬗变……而中央纪委信访室官员也曾表示：各级纪委监察机关要坚决杜绝一切“拦卡堵截”上访群众的做法，引起舆论共振。取消信访排名，也正当其时。

当然，在舆论期待很高的情形下，信访改革当跳出“小修小补”的层面，应是一揽子制度设计嵌套，实现“质的改变”。唯有如此，才能对接“媲美废除劳教制度”的高期待。取消信访排名，究其意义，就在于消解“法治堵点”。也只有突破掣肘、实现源头治理，信访机制才能革弊布新，烙上法治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