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医患关系需“跳出医疗”

广州医生被殴重伤、浙江温岭三位大夫死伤于患者刀下，最近医患冲突再度引起外界关心。与此同时，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公安部印发了《澳门黄金城：加强医院安全防范系统建设指导意见》，其中“按照不低于在岗医务人员总数的3%或20张病床1名保安或日均门诊量的3‰的标准配备”更是引发了外界的广泛热议。我们需要怎样的医患关系？这是需要全社会共同思考的问题。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认为“医患之间的信任度较高”的人仅为9.5%。面对当下复杂的医患矛盾，有医生表示很怀念非典时期的医患关系。那时候医疗条件并没有现在这么好，但医患关系却形同鱼水。医生一门心思为患者着想，真正“仁心仁术”，用医德获得了患者的信任和整个社会的尊重。而患者也是对医生报以敬畏，把他们视为自己可依靠和信赖的人。

随着医疗改革的不断深入，医院的公益性不断回归，但医患关系还是日益紧张，以至于成为一个死结。卫生部相关人员指出，由于多种因素，扰乱医疗秩序的“医闹”事件和由医疗纠纷引发的恶性群体性事件呈上升趋势。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因医疗纠纷引发的严重扰乱医疗秩序的事件高达上万起。很多恶性事件的隐患其实从入院开始就已埋下，那些看似偶然、没有预兆的恶性案件，背后都存在着信任缺失这一因素。

解决医患关系需要制度性构建。但必须承认的是，时下的信任问题并非局部而是整体性状况。除了医疗，在教育、科技、文化等各领域都存在类似问题。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一项中国社会心态调查显示，中国社会总体信任度只有59.7分，只有三成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并呈现出持续下滑的态势。更糟的是，由于信任度的不足，个体的暴戾化倾向加剧了整个社会的暴力，中国人越来越像“愤怒的小鸟”，为争一个座位，或一言不合，都可能拳脚相向。

离开宏观环境进行微观叙事，最终会陷入“就事论事”的窠臼中。从妖魔化教师到医生，直到“杀医案六成人高兴”的社会现状来看，当前最大的问题在于脱离整体性的局部矫正，失去了最稳固的基础。因为只有看到整个社会所出现的信任危机，才能避免过多强调别人、制度、社会和国家责任，却忽略了最基本的“人人参与”。假若每个人都将自己视为旁观者和局外人，那么这种信任困局永远无法解决。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医患关系，尤其需要“三省吾身”。构建医患关系需“跳出医疗”去“重新发现”，公民意识的觉醒还需公民道德的提升。做一个有责任的人，才能建立互信社会。

□ 堂吉伟德（四川 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