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慢为“宽容失败”击节

上海市政府《澳门黄金城：促进改革创新的决定（草案）》即将提请当地人大审议。根据《草案》，在不存在法律制度障碍的领域，按程序决策、实施改革创新，而未能实现预期目标，且未牟取私利的改革创新失败者，拟实行责任豁免，即不追究行政责任以及其他法律责任。

上面的文件语言，翻译过来，就是上海“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将入法。鼓励创新，宽容失败，这几年很多地方都在讲，但进入地方性法规的，好像不多。

这条消息引起很大关注。我看到，很多人在击节赞赏，他们援引远远近近的例子，说明改革有风险，改革者要冒险，“宽容失败”入法如何可以让改革者不惧风险，去大胆地改。

诚然，改革有风险，改革者要冒险。这个风险，有时说起来，都是一副腥风血雨、生死关头的样子。我不知道是不是总有这么严重，但改革创新要弄到要死要活的地步，这大概只能表明大环境很糟糕，“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入法能起到多少作用，我是很怀疑的。

按理说，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对整个社会都适用，但不同行为主体，要求并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对普通人来说，法无禁止即自由，只要不犯法，他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政府或社会不压制，就算是鼓励了，至于成功还是失败，其实谈不上宽容与否的。

但对政府部门，对国家公务人员来说，法无授权即禁止。这次上海的《草案》所说“不存在法律制度障碍”，是指法律法规规章、国家政策不禁止不限制。然而，就算法律不禁止不限制，若没有明确授权，难道就可以去干吗？

再进一步说，实行责任豁免的标准，谁来判定？一种行为是改革创新还是借改革之名胡闹，谁来认定？改革创新失败还是成功，谁来评价？失败了，出事了，谁来宽容？凭什么宽容？一宽容，甚至可以不追究行政责任以及法律责任，这到底是表率守法还是带头违法？

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追问，现有法律是不是都得到遵守了？既有的改革举措是不是都得到执行了？法律赋予的改革空间是不是都用尽了？这些问题都有关宏旨，而非细枝末节。

严格来说，改革创新不是中国独有，哪个地方都有改革创新的必要，英美等发达国家同样时时在改革创新。

最近就有个例子，刚刚去世的撒切尔夫人，当时也是铁腕改革，有人赞有人弹，但她连任三届首相，说明人民用选票做出了选择。后来，撒切尔夫人下台，同样是人民用选票做出选择。也就是说，如果人民有选择权，真正主权在民，这里面其实无所谓鼓不鼓励，也无所谓宽不宽容。

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之初，很多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改革，来自于地方基层实践。改革行到今天，客观而言，地方性改革空间和改革资源存量其实已经不多，已经碰到了天花板，现在总讲“顶层设计”也有这层因素。

归根到底，权力要向人民、向社会开放，若不能打破那块铁板，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四位一体的改革不能齐头并进，“鼓励创新、宽容失败”这类动作或话语，就只能是在原地转圈，就总是个难题，也很难有什么收效，到最后仍不免沦为说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