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智商测试叫“做植入性歧视”

来自河南南阳邓州农民工魏双恒的8岁儿子航航在郑州市建设路三小求学时遭遇难题。在入学测试环节，老师问了航航3个问题：“5加7等于几”、“在哪儿上的幼儿园”、“爸爸的名字叫什么”。航航回答得支支吾吾，老师建议家长带航航测量智商。“我孩子智力没问题，就是没见过大场面，胆子小，有陌生人放不开。”魏双恒解释说。（2012年9月6日《工人日报》）

由“民工子女入学被要求测智商”所引发的有争议，尽管最终以“放行上学”这样一个看似圆满的结局结束，但他所留给我们的思考远不及这场歧视学生那样简单。正因如此，除了要对学校的荒谬行为作出直言痛陈之外，更应该追问盘旋于歧视背后有关教育体制资源的分配问题。

“测智商”看似是“荒唐之举”，实则却揭露出当前高等教育模式培育下，“资源不足、僧多粥少”的现实语境。因此，如果仅仅把事情责任归咎于学校的道德问题，而不切中时弊，发现事件背后的制度缺陷，那么，无论是多么严厉的批评，都不足以让事情得到更充分的改观。

“住房不到80平方米别进公办幼儿园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要求八证齐全”等规定，似乎早已向我们表明，此前流行于一些地方的入学门槛的变相设置，无不和当前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所引发的问题有莫大的关系。

遗憾的是，在应对这些问题时，一些学校却在目前教育资源所面临的分布不均、资源稀缺等在短时期内无法完全被调整的条件下，采取“测智商、限门槛”等变相手段，或许可以改变这样的分配不均所引发的问题，但仅仅把问题的根源归咎于这是由于农民工子女给城市子女抢夺教育资源，未免太过粗率。

事实上，当“变相测试”频频成为招收门槛的前置定语，那么初衷本好的义务教育自然也就成了各校“挑肥拣瘦”的正当理由。从这个角度来讲，只有跳出对歧视问题的表象批判，认清事物的根源所在，才能客观上促进外在因素的改观。

农民工魏双恒的8岁儿子航航在多方调节之下才得以入学的结局无疑是幸运的，但那些和魏双恒一样的外来务工家长所面临的子女上学难题，又该如何解决？笔者认为，除了加大地方政府对于教育资源投入，实现各校教学设施共享、优秀师资共享和优质教学资源共享之外，同时也应该建立一套完善公开的入学机制，才能最终避免一些学校因变相录取、门槛限制所产生的一些不公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