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大办婚丧，报告不如公告

从4月20日起，新疆领导干部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时有了行为准则。自治区纪委、组织部、监察厅下发通知要求，领导干部家庭中除了婚礼、葬礼以外的事宜一律不得操办，在操办婚礼、葬礼时要向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报告，严禁借机敛财，严禁大操大办。（4月20日《中国青年报》）

领导干部大操大办婚丧事宜，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更滋生出借机敛财、索贿受贿，被学者称为“亚腐败”。相对于人们所熟知的腐败行为，这种现象往往冠以礼尚往来的头衔，披着人情世故的外衣，使其更加具有隐蔽性，给监管带来一定困难。近年来，各地纷纷出台措施治理官员借婚丧敛财行为，向组织报告的做法就颇具代表性。

此前，广州雷州、湖南浏阳等地都出台过类似规定，如今新疆则是在整个自治区范围内推行，范围更广，力度更大。不过，作为一种反腐机制，我们不应简单奉行“拿来主义”，重复“摸着石头过河”，而应在认真论证反思，总结过往经验的基础上，对举措的效果做出科学研判。从表面上看，向组织报告是从源头控制官员大操大办，加强监管管理，实则更像一纸空文，难逃“牛栏关猫”之嫌。

首先，指望自我举报过于天真。制度设计应以人性假设为理论前提，一种公正有力的制度不能脱离人性假设的考虑。现代政治学理论认为，自私自利、损人利已是人的本性，道德秩序不足以约束人们的恶行，必须建立一套权力制衡的监督体系，以严格的法治管制人的行为。而报告婚丧事宜，都是领导干部自行填写，在趋利避害的本性驱使下，即使大操大办了，又有谁会不打自招？

其次，僵化规定疑似稻草人制度。“婚礼宴请人数累计不得超过300人”、“婚礼车辆不得超过8辆”等条条框框看似严格，却很容易被钻漏洞。媒体曾曝光，一些官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已经开始对婚丧事宜作“变通”处理：请客方式由直接告知向间接暗示转变；操办方式由一次大规模操办向多次小规模操办转变；操办地点由本地向异地转变；操办人向假借亲属、朋友等人名义转变；收钱方式由公开收钱向暗地收钱转变。

此外，内部监督容易浮于形式。说到底，向纪检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报告仍然属于内部监督，“自己的刀难削自己的把”，在官官相护的潜规则之下，纵然违背了规定，有关部门往往睁只眼闭只眼，不会较真。近年来，各地因大操大办而受到惩处的官员，鲜闻是通过报告制度暴露问题的，更多的是被媒体曝光，或是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

温家宝总理日前撰文指出：“公开透明、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反腐倡廉的有效措施”。诚如斯言，只有让人民群众更方便地了解和监督，才能从根本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对于遏制官员婚丧敛财来说，向组织报告不如向社会公告，由部门监管不如请公众监督。有关方面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将官员婚丧事宜的报告内容予以公示，一来给当事人造成压力，自觉收敛借机敛财的欲望；二来让群众有针对性地监督，戳穿一些官员假廉真贪的画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