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辛亥，就没有共和民主的新民族精神

那是一个个性充分张扬的时代。在民主共和的国体、政体下，每个人都有权代表自己，而不是无言地一味被代表，所以对国家自然产生直接的责任和义务。陈丹青以“赳赳民国”形容那时候融合了中、西文化的人们，特别是那些“范儿”：他们温文尔雅，风度翩翩，文质彬彬；他们快意恩仇，堂堂正正，顶天立地。

既然不再是群氓、机器、奴才，顾炎武所期盼的、原本只有少数人所能践履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德理想就有了普遍可行性的现实语境。吴贻芳校长这样诠解金陵女大的校训“厚生”：当把自己奉献给他人和社会时，个体的生命就丰实了。而在耄耋之年以一己之躯与恶势力对搏的“中国德蕾莎”高耀洁医生回忆幼时生活时谈道：父亲非但没有重男轻女，而且要求我们首先“爱国”，这才是“大家闺秀”！

新生民族国家遭遇的内忧外患愈发激扬起她的英雄儿女义无反顾地走向战场。张灵甫、邱清泉分别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肄业，投身黄埔，肩负起“打倒列强、除军阀”的使命。笔者的一位姨丈即是在“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抗战热潮里中断学业，空投到印度加入新一军。这支英雄部队军歌中有这样的句子：“道德要提倡，礼义廉耻四维张。谁给我们饷，百姓脂膏公家粮……爱国国必强，爱民民自康。为民保障，为国栋梁，即为本军光。”当时风靡的《知识青年从军歌》更洋溢出豪迈气概和献身精神：“男儿应是重危行，岂让儒冠误此生？……忍情轻断思家念，慷慨捧出报国心。”

在个性伸张中，民族精神在壮大；在民族精神弘扬中，个体价值在升华。中国在鸦片战争后沦为“东亚病夫”，九一八事变后成了“国际孤儿”，然而爱她的儿女们不屈不挠，赴汤蹈火，前赴后继，杀身成仁，终使祖国母亲在1945年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记得十余年前看到一期《老照片》杂志扉页上的旧照：一位年轻的中国军官意气风发地用地道日语向投降的日军训话，不禁产生一种难以抑制的感动；而日本军官仍被允许佩刀，映衬出我们留给失败者尊严的泱泱风度。这就是辛亥带来的民族国家的含义，这就是根植在古老文明土地上新的民族精神！

没有辛亥革命，笔者不敢设想中国在二战中的结局。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太多值得“假设”的命题，有太多无垠的遗憾。但历史的进程终究没法假设。光阴荏苒，风吹雨打，阴差阳错。历史学者总是不希望自己的工作受情感左右，但历史无情人有情，又往往掩没不下不得不面对无情历史时的怅惘和无奈。以下引录黄兴词《蝶恋花·辛亥秋哭黄花岗诸烈士》，作为这篇纪念辛亥文章的结语，借以祭奠先烈和那曾经的民族精神：

“转眼黄花看发处，为嘱西风，暂把香笼住。待酿满枝清艳露，和香吹上无情墓。回首羊城三月暮，血肉纷飞，气直吞狂虏。事败垂成原鼠子，英雄地下长无语。”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