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03年春天，一群妇女就决定要彻底结束这种不尽的冲突。集结起数百人的她们，身着白色坐在总统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曾经的反叛武装领导人）每天必经的路边。然而，总统的车队只是稍微放慢车速，而后就绝尘而去。

不过，这些妇女们每天都会来这里坐着。无论是暴雨连天，还是骄阳普照，她们唱歌，她们祈祷。这些妇女借用卡姆福特—兰普泰（Comfort Lamptey）描述那些年利比里亚和平运动的一本书中的话，在“捍卫她们被看见，被听到和被尊重的权利”。

类似于清真寺里的伊玛目和基督教里的主教这些宗教领袖们，公开声援妇女们的要求。尽管如此，查尔斯—泰勒还是依旧嘲弄这些妇女是“自取其辱”。身居抗议活动组织的领导者莱伊曼—古博薇，不畏强势，她在摄像机前诉说：“我们无能容忍施加在我们的孩子身上的暴行。今天我们站在这里，因为我们知道明天我们的孩子们会问‘妈妈，在这场危机里你们在干什么？’”

迫于来自这些妇女等各方面的强大压力，查尔斯—泰勒最终同意会谈，并在总统官邸会晤这些妇女运动的领导者。数周后，政府在加纳与各武装派系举行了和平会谈。没想到，这些军阀们躺在他们舒适奢华的总统套房里，依旧通过电话指挥着在首都蒙罗维亚的一场新的肆无忌惮的暴力冲突。

要和平的妇女们，又一次下定决心，必须结束这无休止的内乱。于是，她们挡在进入屋里举行会谈的代表面前。其中，一位谈判代表利比里亚将军阿布杜萨拉姆—阿布巴卡尔（Abdulsalami Abubakar），后来在2008年纪录片《愿魔鬼重回地狱》（Pray the Devil Back to Hell）中回忆说：“她们跟我们讲在和平协议签署之前，没有人可以走出来。”有个军阀试图冲出屋外，却被挡了回去。其他人尝试从窗口逃走，同样遭致失败。

这些拿枪的男人们，终于同意坐下来认真谈谈。和平协议达成了，查尔斯—泰勒被流放。和平协议缔造者们回到首都蒙罗维亚，迎接他们的是欢呼的人群。2006年，他们在民选中将约翰逊—瑟利夫推上台，逐步有了和平的局面。

也门政治家，Al-Islah高级成员，2005年创立无锁链女记者组织并任主席的塔瓦库·卡曼，成为2011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第三位女性。今年32岁的塔瓦库尔.卡曼，是三个孩子的妈妈。

作为维护人权和表达自由的组织“无枷锁女记者”的主席，塔瓦库尔.卡曼所进行的斗争，已经在阿拉伯世界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从2007年开始，每周二她都要来到位于国家首都的萨那大学门前进行抗议。她坚持用和平方式进行改革，然而她却被逮捕过7次。塔瓦库尔.卡曼曾告诉《时代》周刊：“我们的目标就是利用向突尼斯革命学习而来的呐喊来改变政权，这个呐喊就是‘人民想要政权颠覆’。”

从三位女性的和平主张和行动来看，虽然没有什么更多的惊人之举，但她们采取非暴力形式，坚持为维护妇女的安全和权益而进行斗争，并全身心投入和平建设工作，还是值得称道的。因此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这三位女性，有一定的道理。当下的国际社会很不安宁，西方势力总是耀武扬威，乱插手别国内政，动不动就施以武力，打个乱七八糟，和平成为它们玩弄的字眼，被欺压、暴虐的人民难以逃出魔掌。

在这种情况下，三位女性共同分享诺贝尔和平奖，正是诺贝尔委员会对动乱之国和插手别国内政伤害无辜等霸权国家的一次正面教育。女性要和平，男人们还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