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治酒驾和醉驾，这两年可谓下了不少气力。“好饭不嫌晚”，只要是拥抱法治文明的努力都值得尊重，不论它起于何时。

“醉驾入刑”算是最新最严苛的一个法制举措。可是，当初它却也惹来不少争议。争议最初源于最高法党组副书记张军的一句话：“醉驾入刑”不可仅从文意理解，勿将醉驾一律认定为犯罪。

“醉驾入刑”今年五月施行，此言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冒出来的。可以想见，这个不合时宜的表态，当初势必紊乱了各地执法步调，让一线司法实践陷入某种标准不明的模糊境地。而这恰是法之大忌。杜绝那种可能滋生司法腐败的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和法律弹性，是一切新法树立司法尊严的必由之路，不容那些夹杂不清的暧昧灰色地带来软化法治尊严。

幸好，在各方执法决心和实务操作层面的执法智慧下，经过短暂舆论争议后，风波逐渐平息。而据日前公布的数据，4个月来，全国共查处酒驾9.5万起，同比下降45.4%；全国因酒驾死亡379人，下降3%；醉驾死亡231人，下降26.9%。

有了具象的数据支撑，可以看出新法效果还是十分明显的。四个月，醉驾下降四成，很有说服力。不过，这也只是同一范围内历史维度的纵向对比，如果将视野置于全球范围横向比较，你会发现，即便是在酒驾醉驾有明显下降的当前语境下，发案率和因此死亡的人数的绝对值，仍然不低。

平均下来，每个月都有百余人因之丧命，颇为骇人。可见，严控酒驾的趋势，丝毫不能减弱，打击醉驾的力度，更要持续强化。而与瞬息万变的现实

相比，法律和制度总有其滞后性，有时人们的违法犯罪智慧，丝毫不比司法部门的执法智慧差。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有针对系统漏洞，适时打出“补丁”，查漏补缺，才能维护法律威严的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