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日，国务院批转了住建部等16个部门《澳门黄金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意见》。意见提出，我国将按照“谁产生、谁付费”的原则，推行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规定缴纳垃圾处理费。（4月26日《新京报》）

作为城市发展的附属物，城市和人的运转每年都要产生上亿吨垃圾。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我国三分之一的城市正在面临“垃圾围城”的困境，严重影响城市环境和社会稳定。在这一背景下，垃圾收费呼之欲出。此前北京已从今年起进行垃圾计量收费，如今随着住建部等部门意见的出台，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的全面推行已是箭在弦上。

诚然，从长远看垃圾收费是发展趋势，有助于弥补财政投入不足，加快垃圾无害化建设，并通过经济杠杆作用调节城市生活垃圾激增现象，但收费并不是万能的，突破“垃圾围城”也绝非“收费就灵”。在这一问题上，英国伦敦“拥堵费”的教训值得汲取。

伦敦是世界上最拥挤的城市之一。2003年当地政府开始征收拥堵费后，进入市中心收费区的车辆一度减少了21％，当年行车速度达到了20年来的最快。但随着时间推移，拥堵情况又开始严重，甚至出现“越收越堵”的尴尬现实。如今，进入伦敦市中心的拥堵费已从每天2英镑上涨到了10英镑，但交通拥堵仍然困扰伦敦人。

从宏观上看，拥堵费“失灵”缘于道路资源供过于求的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单纯依赖收费机制调节只能是舍本逐末；从微观上看，以费代管降低了公众的心理底线。在收取拥堵费之前，许多车主觉得城市的拥堵也有自己的责任，不自觉地产生了一种“负罪感”，从而有意无意地减少驾车出行的时间。可是当他们交了拥堵费之后，就认为自己为“错误”付出了代价，没有了“负罪感”，驾车出行变得理直气壮。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垃圾处理收费也不会是一劳永逸，而应注重制度设计，统筹协调保障，努力避免重蹈“拥堵费”覆辙，陷入“越收费垃圾越多”的恶性循环。

首先，限制过度包装行为。资料显示，包装废弃物的年排放量在重量上已占城市固体废弃物的1/3，在体积上更达到1/2之多，且排放量以每年10％的惊人速度递增。尤其是一些过度包装产生的固体废物，对消费者来说完全是被动的。当前，应尽快建立包装物强制回收制度，厘清生产者责任，倒逼其减少包装材料过度使用，增加包装物回收利用，从源头减少垃圾的产生。

其次，提供完善处理服务。“垃圾围城”，折射垃圾处理能力不足和城市生活垃圾激增的矛盾。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属于公共产品范畴，政府应切实担负职责，为市民提供方便快捷的处理渠道。台北“垃圾不落地”模式值得借鉴。当地规定市民每天把垃圾直接交给垃圾车收运，垃圾车后还跟随资源回收车，从而方便市民将“垃圾分类”、“资源回收”与“垃圾清运”一次完成。

此外，倡导公民参与意识。收费处理只是手段，减少垃圾和科学分类才是关键。在操作中，要谨防收费给公众带来“赎买”的心理暗示，进而放纵自己的行为。在强调“谁产生、谁付费”的义务同时，我们更应唤醒“谁污染，谁治理”的责任。一方面，大力宣传垃圾分类处理知识，让老百姓知道应该分类和怎么分类，积极主动参与进来，同时，收费不搞一刀切，而是体现奖惩激励理念，“垃圾越少，缴费越少”，引导广大市民自觉减少垃圾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