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民日报》发文称，因家庭出身不同带来的代际分化已成为转型期中国的突出问题。一定程度上决定个人境遇的不再是成绩、能力，而是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文章呼吁缓解阶层固化需增强就业市场的公开度和透明度，加快户籍制度等改革，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社会阶层流动不足，这并非是新近才出现的问题，可近些年来富二代、穷二代，体制内二代与体制外二代……各类“二代”使得阶层流动不足显得尤为突出，社会情绪中对阶层固化的担忧与不满也日益加重，建立更为畅通的社会流动机制成了越来越迫切的问题。

在计划经济时期，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流动基本停滞。个人流动基本固定在家庭出身、城乡户口、单位制与所有制等先赋条件上，与制度安排紧密结合。然而那时，物质匮乏、人民贫困，公众关注点在于解决基本温饱，对社会阶层流动的感受不深。

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主要矛盾是生产落后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个人的社会流动也得到增强，社会流动中的先赋性因素逐渐减少，人们拥有了从一地流通到另一地的选择权。人们所处地点不再固定，身份不再固化，个人社会流动中的自致性因素逐渐增多，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也是改革开放早期经济稳定发展的动力所在。

相较而言，我国当前的社会流动大大增强了，流动机制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可当人们摆脱人身禁锢，解决温饱问题，进入小康生活后，对社会流动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人们不再满足于受户籍制度限制的人口流动性的建立，而是渴求各阶层，尤其是底层向上流动的渠道不被堵塞，个人能够凭借能力而非血缘、关系等非主观因素来改变自身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