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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最新一期《时代》周刊的封面文章一语中的：“中国虎妈”捅到了美国的“痛处”。文章指出，“虎妈”引发的激烈反应有其深层原因，美国人越来越担心输给中国和其他正在崛起的国家。“虎妈”正将自己的孩子培养成统治世界的“虎崽”，而“意志薄弱”、“纵容放任”的西方人的后代没有做好在严酷无情的全球市场展开竞争的准备。“通过犀利的笔触，蔡美儿已使整个国家的父母开始自问：我们是她所说的输家吗？”

奥巴马总统大概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虎妈”的影响。他在1月25日发表的任内第二次国情咨文，就旗帜鲜明地以提升美国的全球竞争力为主题。演讲中他四次提及中国，并且耐人寻味地说，“（中国人）对子女的教育开始得更早、用的时间也更长，并且更强调于数学和科学……”

《时代》周刊有些自我安慰似的指出，这种国家身份危机并非新出现的事物。文章列举了20世纪中曾同样引起美国人巨大不安的竞争对手——前苏联和日本及其相继衰落的例子，末了，以典型的美式乐观主义思维劝导读者说，美国人应该检讨自己的自满态度以及美国将永居第一的想法。“我们可以将她更宏大的主题作为一种激励我们前行的动力——这种激励是我们国人过去时常拥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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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想进一步指出的是，《时代》周刊的剖析虽然切中要害，但仍不能很好解释笼罩在美国民众内心的焦虑。如我之前已经提到的，在这个问题上，同属西方，美国人与欧洲人的思维方式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分歧。欧洲人也同美国人一样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但20世纪的挫败和衰落的经验告诉他们，这些他们自视为“善”的东西并不一定能够与“成功”画等号。因此，他们已经可以做到心安理得目送昔日荣耀的逝去，只要自己认同的生活方式能够继续保存下去。相反，美国短暂而辉煌的历史不足以使它的人民切身感知人类历史的这种无奈和复杂性。

我一点也不认为美国人会轻易地放弃自己的价值观，为了看得见的未来竞争的成功而对“虎妈”及其“中国模式”心悦诚服。但在此刻，一定有一个问题像大山一般沉重地压在“山姆大叔”的头顶上：假如“美国精神”在同当代“中国模式”的决战中注定要败下阵来，那美国应该如何作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