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博弈方式的非理性。有关方面对个体权利的冷漠甚至是粗暴伤害，使利益天平严重失衡，利益博弈陷入失序。而同时，一些维权者饱受救济渠道堵塞之苦，对正常、理性的方式产生了怀疑甚至绝望，被迫进行非理性的抗争。结果，交流无法，沟通无效，形成一种对峙状态，往往两败俱伤，更使整个社会黯然神伤。

自伤式维权的苦痛与现实，拷问着有关部门如何对待权利，也考验着我们这个社会究竟给予权利诉求怎样的出口，为权利救济作出怎样的安排。根本之途，还是回到理性与法治的轨道上来，利益博弈的各方，围坐在公平正义的圆桌上讨价还价，该多少是多少，该咋办就咋办，既不无理取闹，也不漠然置之；既不漫天要价，也不巧取豪夺。

同时，从制度层面提供更多更有效的公共救济渠道和化解方式，即使“谈不拢”，也能有话好好说，有地儿说理，有人主持公道，充分考虑维权者的弱势地位，尽早尽快地妥善回应其合理诉求，维护其合法权益，用给力的正常渠道，消解诉诸极端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唯有这样，各方才能逐渐形成互信互利的良性循环。

眼下，春运大幕已经开启。中国大地上，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主题——“回家”正在演绎。对不少人来说，回家是温暖的，但回家之路却充满了艰辛。“自伤式维权”同样也在提醒我们，普通人、小人物的维权之路还有着太多的坎坷。维权者怎样找到“回家”的路？如果企业都能主动关心生活困难的员工，如果有关部门积极为农民工争取欠薪，如果满腹委屈的人们能早一点得到帮助……那么，我们不仅能防止悲剧再次发生，整个社会文明也将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