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奸、捉奸这等俗事古已有之，于今也未见其销声匿迹，不过，除非是明星名人，否则这类事件通常也不会传之久远，报刊、广播和电视这类大众传媒有把关人守着，一般也不允许其“浮”上版面或屏幕，以免“三俗”，或者惹来不必要的侵权官司。

但网络时代的情形却有所不同。譬如最近网上流传的所谓“捉奸门”事件即是一例：2010年9月8日，女画家“赵庭景美”利用自己的微博，将丈夫“北京陈青蓝”“捉奸在床”的全部过程予以直播，其中夹杂着家暴、经济纠纷等家庭内情，且使用了真名实姓。此事经微博等网络媒体“极速传播”，引发广大网民热议，并被称为“微博诞生以来的一大奇观”。

按照常理，通奸、捉奸这类事算不上光荣，当事人虽然满腹哀怨或委屈，也只是找三两亲友私下聊聊，不太可能大肆声张，满世界嚷嚷。即使闹到离婚的地步，公了或者私了也都是选择，如若触犯法律，还有正当途径予以解决。但女画家“赵庭景美”却另辟蹊径，选择通过网络高调曝光，迅即吸引了几十万网民的眼球，影响力委实不小。可这样一来，事情的性质就变了。因为事关个人隐私。

实际上，画家赵庭景美的遭遇令人同情。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女性依然是某种意义上的“弱者”，面对丈夫出轨，且毫无愧疚之感，强调只是个人道德选择，而“小三”又格外嚣张，激愤之下，行为出格，社会其实会报以宽容的，但是从纯学理角度，她的行为确实也暴露出一些今天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模糊地带，有厘清的必要和价值。

必须承认，画家赵庭景美在网络上爆自己家丑，进行“捉奸直播”，将丈夫与小三的名字甚至其实的一些具体细节放到微博客上，确有暴露他人隐私之嫌。丈夫虽说是自家人，或许真的可恨，但夫妻之间既是配偶身份，同时也是相互平等的法律主体，也享有人格权、隐私权、名誉权和追求幸福权利。即使老公或老婆行为不检点或者有违道德，也无权任意曝光他人的隐私。这应是现代文明社会的通则。

有律师称，女画家的行为其初衷是为了维护自己更大的权益，即配偶权。这是一种“无奈自救行为”，目的是“希望通过社会舆论来挽救自己的婚姻家庭。”也有法律界人士称，赵庭景美的行为应属于“私力救济”，即：权利主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依靠自身的实力，通过实施自卫行为或者自助行为来救济自已被侵害的民事权利。对这一事件的法理定性，看来还是要争论一段时间。

女画家“赵庭景美”的行为存在侵权之嫌，不过，其夫的反应同样耐人寻味，也值得化些笔墨。尽管“围观者”甚众，其夫“北京陈青蓝”却很“淡定”，并在网上宣称“爱伺机摸人”（“小三”）是“神”赐给他的“礼物”，是他用半生时间寻找到的最爱。他表示，如果对方愿意，他会给予她完整的幸福。如此等等。婚外恋这种事难以明断，心里头的“弯弯绕”更不易分辩，外人不必在此说三道四，但此君面对众声喧哗，却从容应对，并公开向“小三”剖明心迹，真是“勇气可嘉”。

我跟一位美国籍台湾朋友谈及此事。她说读小学时，教室里贴着四个大字：礼义廉耻。从小所受教育使她对“捉奸门”事件两位主人公的网络行为不解，并深以为耻。实际上，在中国，隐私权这一概念本身比较含糊，保护也一直不怎么得力，甚至一度因政治之需基本作废，如今才又重新开始觉悟。

一般认为，《宪法》第38、40条和1997年颁布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蕴含了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但仍缺乏专门或明确的隐私权保护的法律规定，至于耻不耻，在今天大陆也成了相对的，存在所谓中西方差异和古今之别。而在西方早已深入人心的《圣经》“十诫”都开始被人质疑了，何况咱们国民久违的礼义廉耻？

我小时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江南乡下，那年代业余生活极为单调贫乏，也不知做生意赚钱为何，因此时间大量剩余，通奸的事便经常发生。一旦有了情况，丈夫或妻子通常是怒气冲冲地扛着锄头或门闩，嚷嚷着在村子里或镇上四处搜寻“狗男女”的踪迹。遇到看热闹的村民即上去让人家评理，见到小孩子也不避嫌，“逮”着反复查询蛛丝马迹。因为“狗男女”作案的场所往往是在小树林子里或者仓库、猪圈、牛棚这类小孩子常去捉迷藏玩耍的地方。这种事情一经渲染，口头传播的速度很快，往往会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全村或全镇民众精神生活中的一道大餐。众人虽也略以为耻，但不以为奇，谈起时虽不免神神秘秘（尤其是小孩子在场时），但不由自主地转为了眉飞色舞。如今年代不同了，但旧习似乎并未消失。用学术语讲，就是“文化的传承性”，只是传播手段更为先进了。

在“捉奸门”事件中，不仅男女主人公真名实姓坦然亮相，而且点击率飙升，跟帖转帖发帖者甚众。于是，公私界限一下子被搅了个底朝天。须知这不是局限在若干小村庄之间，而是地球人差不多皆可以即时获知信息的互联网。

有论者提醒大家博客是“自媒体”，微博属于“私媒体”。这固然有其道理，但转眼之间招惹了数十万人目光的注视，“私媒体”实在已是无私可言。

互联网是把双刃剑哪。但尽管烦恼多多，好处毕竟也不少，因此人们还在凑合着用，起码暂时不准备把它一关了事。不过如何恰当地使用包括微博在内的如此快捷开放的信息传播工具，确实也该反省了。我的意见是不能一味责怪工具，更不宜把它管死，但得提高素质和觉悟，自由共享，而勿无端伤害他人。

虽然美国作家大卫·布瑞恩有个别出心裁的意见：我们应该习惯于那种想法，即因为有了计算机，隐私这样的奢侈品已经是历史陈迹。但我目前还难以如此设想：人类彼此之间都赤裸裸相见，羞耻之心荡然无存。此种情景颇具远古遗风，但今人未必已经做好准备。

我的建议则是：既然人类已经偷吃了禁果，姑且把无花果树的叶子仍遮在羞处吧，即使我们已身处网络时代。

苏宏元 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