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针对北京人口持续快速增长，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专题调研，建议对吸纳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小门店实行强制退出机制，简单地说，就是压缩外来低端劳动力以控制人口总量。

且不说将调控对象分为三六九等是否符合时代精神，也不说“低端”、“高端”将如何界定，仅仅以“北京是大都市”为由，就要压缩“低端劳动力”本身，就存在一定的思路误区。

事实上，不论古今中外，越是大都市，就越需要“低端劳动力”。

城市大，就意味着需求多，功能多，城市包袱重，也意味着各项建设需要、服务需求也水涨船高，有更多的脏活、累活、杂活，需要“低端劳动力”去完成。当代大都市是老龄化社会，由于特殊的国情，类似北京这样的大都市，更存在着城市家庭结构倒挂、合格劳动力、尤其是低端劳动力数量有限的明显特征，偌大的都市，既有富裕者、小康者，也有普通的工薪阶层，甚至都市贫民，他们同样需要各种各样的服务，如护工、早餐、搬运、修理、零售、装修等，压缩小企业、小门店，无异于人为削减对这批占北京市民相当比例人口的服务，降低这些北京人口的生活素质。

任何一座大都市都不可能只有CBD没有平民区，只有精品店没有小商铺，只有高端消费没有大众消费，本土的、引进的高端人才越多、高端产业越发达，为之服务的第三产业，以及从事于这些产业的低薪人口也越多，社会结构和社会需求也越复杂，就算将这一切都“本土化”，但这些“本土化”服务机构里工作的低薪人口，难道也要“被CBD”？很显然，压缩小企业、小门店，驱逐外来低端劳动力，最终很可能导致一个与调研者、提案者初衷背道而驰的结果，即让北京这座大都市，成为一座功能单一、色彩乏味、缺乏活力和层次感的，不适合许多人居住的“不可亲”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