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淮安周恩来故居中，陈列着1961年1月16日周恩来指示办公室同志写给淮安县委的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你县送给周总理和邓大姐的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以及针织品都已收到了。你们对周总理的热爱和关怀，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周总理和邓大姐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还这样做是不对的。现在总理和邓大姐从他们的薪金中拿出一百元寄给你们，作为偿付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的价款，其他的一些针织品等以后有便人带给你们。总理并指示将中央澳门黄金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寄给你们一份，请仔细研究，并望严格执行。”

从亲情和乡情出发，家乡人民给送些土特产表达一份心意，本来也不算什么出格之事，周恩来却退回或者偿付了，并且还指示办公室同志写了一些“拒礼”信，虽然只有短短的不足二百字，既反映出周恩来、邓颖超的清廉风格，还在信的字里行间体现出“拒礼”的艺术。语气和缓而不乏力度，既充分考虑到家乡人民的深情厚意，又鲜明地表达了写信人的态度，不但妥善处理了礼品，而且嘱咐秘书将中共中央澳门黄金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随信寄一份，要求淮安县委“仔细研究”并“严格执行”，希望他们认真学习《通知》精神，认真体会中央制订该通知的深刻原因，并对照他们送礼之举，认清和改正错误，起到了较好的规劝和教育作用。言有尽而意无穷。这封短短的“拒礼”信值得人们长久品味。

给官送礼即向官行贿。清代官员中能拒贿守身的极为罕见，一般都希望有人送礼，对于送礼者不但不打，反而特别欢迎，甚至主动索贿。所以对于行贿者来说，礼只管放心大胆地送，决不会受斥挨打，更不用担心犯什么“行贿罪”。于是，“官不打送礼的”一说，便在官场中流传下来，并被一些官员奉为“潜规则”、作为“借口”。

其实，无论是送礼者还是收礼者，心中都明白，送礼即行贿、收礼即受贿。可是，在中国传统的礼尚往来、人情往来、盛情难却、却之不恭等的“掩护”下，“礼”有时容易被一些人接受。尤其是在春节期间，走亲访友、拜年送礼，是很正常的，给领导送点礼、拜个年，在一些人看来，算不上“犯忌”、“犯罪”、“犯法”。据媒体调查，在受贿案中，有近一半的被告人在庭审中提出，春节是与上下级和亲朋好友之间联络感情的大好机会，收礼送礼是人之常情，不该认定为受贿。于是，尽管每到节前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禁礼令”，但是，春节送礼风、送礼潮，总还是屡禁不绝，“禁礼令”挡不住送礼者的脚步，也成了一个“怪圈”、“尴尬”。

人情，一般不会发生在陌生人之间。送礼，一般也不会莫名其妙地送给陌生人，总会在朋友之间、老乡之内等比较“熟悉”的人群中发生。正因为如此，“送礼”、“收礼”似乎也就成了正常的“礼尚往来”、“人情往来”。可是，给官员送礼，毕竟是有某种目的、某些企图的，请求关照、关心，是双方都心知肚明的。领导干部手中有“权”，因此许多人慕名而至、冲权而来，但最终目的都是一个“利”字。而向来是拿人者手短、吃人者嘴软，在事先有“礼”、提“前”（钱）说明的情况下，关照、关心，往往会超越界限、违反原则，于是，将权力凌驾于制度、法律之上，犯错误甚至犯罪也就离之不远、不足为怪了。

拒礼、退礼，毛泽东也堪称典范。20世纪60年代，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到杭州龙井茶产地梅家坞参观制茶时，说要买一罐龙井茶送给毛泽东，茶场的同志听说后非常高兴，精选了上等好茶，并且坚决不肯收钱。黄炎培把茶带回北京送给毛泽东，并写了一封信说明情由。后来，毛泽东委托别人把这罐茶叶送还给梅家坞茶场，并表示感谢。不独如此，毛泽东对湖南家乡人送来的腊鱼、腊肉等，由于不便退还，便算清价钱，分文不少地把钱寄去。

当然，现在有些官员为了掩人耳目，有时也会有“拒礼”之举、“退礼”之行。但是，他们的“拒”常常是半推半就，他们的“退”也往往是退少留多，即便是折算成现金，那也是“九牛一毛”，或者只是象征性地以物易物，不足以冲抵价钱，获得的是“差价”、获取的是“利润”，说到底，其心中还没有摒弃那邪恶的私心、私利。

盛情难却、却之不恭，其实只是一种借口和托辞。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拒礼、退礼的善举，真实地警示我们，只要真正做到心底无私，天地自然就会宽广。天下没有退不了礼，只有收不完的贿，关键在于其精神境界，关键要看立场是否坚定，态度是软是硬。

腐败永远都没有任何理由，惩治和预防腐败也永远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当然，预防“节日腐败”不仅要靠制度规范，更要从自律、自醒开始，警惕变味走形的“人情往来”。否则，一旦发生节日腐败问题，不仅对领导干部本人仕途发展是毁灭性的，对家庭也是灾难性的，更重要的是对党的事业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恳请“领导同志们”三思而后行，不要把收礼当作习惯或享受，要知道，收礼就像“温水煮青蛙”，等到死了再喊冤就为时已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