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最低工资，可能并非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目前在中国，最低工资实际上相当于“合法工资”，企业付出的人工费用只要达到这个标准，就合法了，政府就管不着了。事实上，在一些地方，农民工要算上加班工资才能“达标”，但这也合法。因为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利益趋于一致，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会认真。好在现在农民工开始学会“用脚投票”，导致一些地方出现“民工荒”，出现了对地方政府和企业有一定威慑力的“倒逼机制”。

以此为契机，在政府主持和干预下，让劳动者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应该是一种“满意选择”。这也就是说，双方都能接受的工资标准就是“最好”的工资标准。

当然，这样做会给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带来压力，这就涉及到另一种调整手段，减少税负。如果真正把就业视为“民生之本”，政府就要对体制外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税收上让利。因为从数据看，中小企业对解决就业问题的贡献达75%，而民营企业对解决就业问题的贡献达80%。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如今最大的压力恐怕是来自明的暗的税费，包括那些灰色和黑色的“租金”。

减少税负的另一方面是减少个人所得税。据媒体报道，“澳门黄金城：个税的一个最大的突破就是确定了一个方向:个人所得税或将按照家庭为主体进行征收”。个税有一个免征额，其理论意义是:个人收入中用于日常必需品(商品或服务)消费的部分政府是不应该收税的。以家庭为单位，好处就是以家庭成员的收入和支出总的情况来决定免征额。像配偶没有工作，需要赡养老人或孩子，诸如此类都可以成为“免征”的理由。不像现在的规定很“粗放”，只要个人收入超过某个标准就得交税。以家庭为单位收税当然更公平，更人性化，也合乎国际惯例。

更重要的是，政府的财政收入恐怕并非越多越好，这样的“政绩”理念或心态也应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彻底扭转过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