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数年未曾跨越4%这一老目标，结果自然衍生出眼下公共教育领域诸多诡异现状:比如一度热火朝天的教育收费市场化走向，教育支出是个定量，财政袖手了，家长自然就要负荷更多；比如教育服务者待遇长期口惠而实不至，薪酬绩效改革弄成数字游戏，与公职人员薪酬差距更甚；比如基础教育落差巨大，教育均衡捉襟见肘，因为财政有限，才搞出诸多“重点”；比如公共教育越来越像开发商，举债、炒地皮、玩空手套白狼游戏……往大处说，所谓“难出大师”“大学不大”等后遗症，恐怕也可以从这4%的目标未达成上找到程度不等的原因。

今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也是实现4%这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目标的最后一年。十数年未曾跨越4%，可见教育之弱势，症结有三:一是尽管订立了4%的目标，但迄今未能从政策或法律层面规定各级政府的投入比例，在4%目标责任上，只有“国家”的抽象意义；二是公共教育是个软实力的工程，短期见不到实效，而各级政府向来喜欢一本万利的GDP急功近利式投资；三是公民的受教育权缺乏财政支撑，相关权利从纸面上扎实落地尚且缺少一道物化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