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亦并非全无来由。事实上，在很多地方、很多城市事务方面，其他渠道往往不见回音，有摆设之嫌，即或为政府所闻，内部议来议去，事情却难见明朗之迹象，而躲避、转移乃至压制、掩盖，也是并不少见的手段。可以说，市民走上街头，有时是被迫的选择。不论是广东番禺垃圾焚烧事件，还是更早之前的上海市民“散步”反对磁悬浮，在走上街头之前，市民也通过其他渠道表达了意见，但皆成效不大。如果常态的议事程序不仅民主，而且高效，市民本不必走上街头。

在现代政治文明中，谈判协商是处理公共事务的基本精神，在制度上体现为人大代议制以及政府各部门具体的议事和决策程序，在形式上则主要体现为会议。会议关键在“议”，要议事，不是听报告、开讲座，会而不议，便无法体现议事协商的公共精神。不可否认，我们很多议事之会，缺乏议事协商的氛围，或者开成决策告知会，代民做主，或者低质无效、内容空泛、徒具形式。

佛山市民这次走上了街头，他们的意愿变成决策最终还是归结于议事。佛山两区政府将进行协商，这是议；若“协商未能达成共识，将报市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审定”，这还是要靠议。假如议事程序真实且高效地运转，并且议而有决，则不论城市大小事务，个人或群体的不平之鸣，就不必总是要在街头伸张与解决。

更进一步说，街头活动虽是市民权利，但凡事靠此解决，其实并非一种正常的治理状态。改革开放使国家社会政治回归常态，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社会事务从街头、广场走进了办公楼，因为政府办公楼里已建立起常态的议事制度与程序。反过来说，如果市民走上街头之举日见其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提醒政府，需要检视常态的制度和程序是否失灵、是否运转不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