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少时读的一本书《八洞天》，书上注明 “据日本内阁文库原刊本影印”，当时心里感到很诧异，为什么中国的书要从海外影印呢？成年后才知道百年中国不但在国土上遭受过侵略，在文化上也受过很多的侵夺。当年日本人炸商务印书馆的目的就是为了断我文脉，因为一国之典籍乃其文脉之所系。更为突出的是晚清以来，我国 很多文化典籍都流落散佚在世界各地。敦煌文献约有2/3在海外。这些流失的文献使我们的文化研究遇到过不少困难。有一次听一位友人说在日本报纸上读到一首宋词，觉得很好，可遍洽国内学者无人知之，在日本一查才知是在多年前被掠夺走的中国古籍中的一首宋词。那些沉淀着中华历史血脉的典籍，表相仍是中华形制，实质已然非我所有，其去国之遥，令人感慨系之。

窃以为，我们把文化“引回来”的时机已经成熟。香港、澳门的回归使我们实现了领土回归，而将文化引回来的文化回归又将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文化使命。文化回归对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提升同样具有深远意义。文化回归的时机成熟表现在：首先，我国的国力增强了，国际地位提高了，对外的谈判地位也提高了。我们流失在海外的典籍究竟有多少，概难一以计之，近代如杨仁山先生等不少学术名家曾引渡回来一部分，但终究力量有限。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这项工作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国盛而文盛，物质的发达如果没有文化作支撑就只会是一时之发展。所以，国家实力的增强使我们具备系统地把文化“引回来”的条件。其二，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即国际社会的成熟使我们有了更好的外部环境。我以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正在于共识的增加。今天的国际社会更像一个地球村，文明的层次也在提高，经历一战、二战之后的国际社会虽然仍有很多复杂问题，但和平与发展是主题，对全人类的文化共建的时代必将到来，文化不是经济竞争，它是提升我们文明的必要手段，所以，对这一点的共识将会减少很多引回来的障碍。其三，技术的发展使我们可以分批按步骤将文化“引回家”。我们可以先将这些典籍数字化，以最先进的技术先把内容引渡回来，再逐步启动流失原本的逐步回归。

从另一个层次来看，文化是一国成功的最重要标志。我们的文化要大发展、大繁荣，就必须有更完整的中国文化典籍。在世界新兴产业中，文化产业已经越来越居主导地位。我们倡导中华文化走出去，这是很好的，因为中国文化对世界而言仍是陌生的。但是将文化“引回来”同样是我们必要的工作，甚至是将来能更好地“走出去”的基础性工作。壮大文化产业，要从自身的文化建设做起，不然自己对本国文化都不悉备，何谈传播？我们的“汉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不如西方人。20世纪80年代初国外的儒学研究者到北大讲课，许多青年学子一脸愕然，不知道自己的文化还有这样的魅力。文化“引回来”会为我们接继更优良的传统打下好的基础。中国人自古爱书，盛世修文、修史是我们的传统。正是盛世集文人修书，才有《永乐大典》、《四库全书》这样的历史大典的存在。古人嗜书如命，“读书随处净土，闭户即是深山”。有了更多丰富的典籍，遴选更优秀的读本，才能提供更多的优秀精神产品。古人常讲究字斟句酌，许多书抄录过程有错误，一字之变，意境大不一样。回归的古籍能使我们得到更好的读本，这是一项很大的文化功德。

而文化“引回来”的更重要意义在于嘉惠士林，提高民族自信心。虽然在过去的百年我们有过历史的屈辱，但这成为我们发展的动力，从而更坚定了世界需要和平的信念。所以我们的发展不会去威胁别的国家，因为我们自古就主张“以文化之”。“回家”的文化典籍可以使我们有更为完整的精神传统与读本，使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有更完备的传统参考。“回家”的文化典籍对于我们民族自信心的提升还具有深远的意义。文化昌明的中国将贡献给世界更多。伏尔泰曾经在大量阅读中国文献后说：“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百年历史的沧桑，使我们更需要提升民族的自信心，而文化是真正的源泉与最好的慰藉。一个国家只有在文化上强大起来，才是真正的大国。

乃有词曰：焕乎华夏，代积宏章。散之海外，久期回乡。百年国运，复兴在望。文化回归，文脉具完。嘉惠士林，振我古邦。一代时命，万世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