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大家对“失业率”很有意见。社科院公布城镇调查失业率是9。4%%，而政府工作报告报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是4。6%%，老百姓就产生疑问了：是不是政府工作报告不说实话？温总理当时说：“你们社会劳动保障部来说明，这个4。6和社科院的9。4有什么区别，别等着我来发话你们再去做。今后各部委都这样，只要网上出了个什么东西是需要解释的，你们不用请示我，你们赶紧上网去解释，别把问题拖成一个不得了的大问题！”（3月26日《扬子晚报》）

其实，在温总理“逼着”人保部释疑之前，社科院版失业率就已经和人保部版失业率“打起来了”，至少一倍的差距一经面世就在舆论界引起不小的争议，尤其人保部作为权威中央政府部门，其“瘦身的失业率”更容易让人和“有意缩小”甚至“瞒报谎报”联系起来，而后者的严重性在当下的语境中，直接触及一个公权机构的政治与道德底线。当然这一切更多是通过舆论声音和民众感受体现出来的，毕竟，一个权力从人民而来、权力为了人民的政府及其部门，如果面对涉及公共问题的普遍民间疑惑而无动于衷，或者释疑姗姗来迟，那么它的权力本质和初衷理应受到社会和公众毫不客气的质疑，甚至批评。

即使政府部门的作为有其合理性和科学性，但纷繁复杂的逻辑与相对专业的过程，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往往演绎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结果，因此，公权机构在信息发布方面，不仅需要提供一个简单的结果，还需要适当提供得出这个结果的过程，尤其需要建立一种公众反馈收集机制和回应机制，使得“官民互动”实现从单向的、一次性的互动，走向真正可持续的互动，最终实现整个公共政策、公共问题真正得到民众的理解，名正方能言顺，理解才有支持。

在“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和“权为民所用”成为最大的政治话题和常识之一后，政府与民意的互动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政治习惯动作，甚至成为制度保障越来越牢靠的公共现象。只是，现在的“官民互动”很多都是非可持续性，一个公共话题往往经过一两次、两三次互动后，似乎就大功告成了。人保部的失业率调查结果应该也和民间有过一两次“互动”，在“互动”中运用科学方法发现了“真相”；可是这种“互动”一旦得出结果公布于众就仿佛画上句号——— “互动”结束了。在“社科院版的失业率”曝光后，人保部的“失业率”很快就成为众矢之的，而这仍然需要人保部“继续互动”，及时发现民意反馈、及时作出积极回应。每一次民间的强烈反馈都会及时发现、及时回应，从而在不间断的“你来我往”中实现“可持续性的互动”，这才是现代文明下正常有效的“政治互动”。

在网络时代、信息时代，很多澳门黄金城：公共问题的公共讨论，最终成为举国瞩目的公共事件，其实往往都与“官民互动缺乏可持续性”有关，这里既有一些公权机构缺乏搜集公众反馈的机制问题，也有缺乏一种敦促公权积极回应种种疑惑乃至质疑的制度约束因素，由此才不时上演“小事拖大、大事拖爆”的悲剧。回溯近年来发生的多起影响甚烈的公共事件，比如“躲猫猫”、比如“林松岭事件”、比如诸多食品安全问题，莫不是患上此类病根。

温总理此番“逼迫”人保部迅速回应民间质疑，但这种凤毛麟角式的解决路径终究是“靠不住”的，日理万机的总理精力再充沛也无法“逼迫”所有部门去回应民间所有质疑，真正的解决之道是“总理的归总理，制度的归制度”，真正建立起完善的“可持续性的官民互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