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改革就是要创造庞大的中产阶层

南方之行给中国共产党找到一个方向——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政党。南方之行以后央地分权，1995年以后国企改制，产生很多私营企业家。执政党首先修改宪法，民营企业合法化。再接着，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理论，容许和鼓励民营企业家入党。后来的物权法确立了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这些都是巨大的成就。

日报：在南方之行二十周年的当下，中国改革似乎又面临一个十字路口？

郑永年：对，邓小平说要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然后实现共同富裕。现在到了分大饼的时候还是继续把大饼做大？在一些方面，左的思想抬头，过分强调分大饼，想通过分大饼的方式来达到社会公平；同时很多地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敢提了，很多不好的现象都归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又面临一个十字路口。

近年来很多人觉得没方向了。我认为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很多问题是中国的改革者在改革试验过程中，没有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分开，没有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分开。

比如，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都是社会领域，但是在中国都看成是经济领域，用经济政策去取代社会政策，把这些本来应当是社会的领域成为产业甚至是主柱产业在发展。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就有人建议开放教育产业化。教育产业化的恶果到现在都没法解决。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房地产又成为支柱产业。之前，医院也成为暴富产业。中国的很一大部分经济增长是政府为了追求GDP主义通过破坏社会而得到的。在经济领域呢，应该是市场化的，反而体现过多的社会主义成分。例如国有企业改革没有深入，搞垄断，越做越大。尤其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国有企业大扩张，挤占了民营企业的空间。民营企业本来生存很困难，现在更困难，因此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企业家外逃。企业家外逃了谁来发展经济？国有企业已经改变原来的设想。现在的国有企业不是国有的，已经成了国家政府代理人的企业了，赚钱自己分，赔钱了向国家要钱。国有企业内部私有化情况很严重。谁来监督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怎么建立？国有企业内部要不要引入竞争？这些都有待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