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论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的崛起

市场经济制度生根发芽

记者：此时，“市场经济”并未明确提出，更没有成为远期的经济制度目标。在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前，经过了哪些艰辛的探索历程？

吴敬琏：市场经济制度是从中世纪中后期的西欧开始用了几百年时间逐步建立起来的一个宏大复杂的系统。为了在中国建设这样一个系统，从1985年中国政府提出制定改革的总体规划的要求，到1993年制定出较为完整的规划，中国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在这种规划和政策设计过程中，也得到过外国经济学家的巨大帮助，其中起了最重要作用的除了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之外，还有1986年的“计划与市场国际讨论会”（曼谷会议）、1987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国际讨论会”（钓鱼台会议）、1993年的“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国际研讨会”（大连会议）、1994年的“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京伦会议）。这些学术性活动都使中国的改革举措立足于坚实的经济学基础之上。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不但具有进行改革整体设计的必要性，而且具备了可能性。由于有了一大批既有现代经济学素养，又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经济学家，就使这些设计既得到经济学智慧的引导，又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使它们具有更大的可行性。

1.1986年4月国务院成立以田纪云副总理为首的“经济体制改革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由来自国务院各部门官员和经济学家组成的、负责改革方案设计的“方案办”，后者在8月提交了《1987年经济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并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和邓小平本人的支持。不过，由于经济形势的变化和中国政府的人事变化，这一改革方案被中止执行。

2.1987年-1988年，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再次组织了“1988-1995年中期改革纲要”的研究和制定工作，约请了刘国光、厉以宁、吴敬琏等八位经济学家牵头组织研究团队，各自按照自己的理解分别设计了“1988年-1995年中期改革方案”。1988年6月召开的方案讨论会讨论了这8个方案，但是，由于随即发生了巨大的宏观经济波动和政治风波，这些方案没有能最终汇合成一个综合方案，也没有得到实施。

3.20世纪90年代初期整体改革方案的研究、制定和实施。

1989年-1991年期间，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都出现了停滞。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以后，中国才重新回到市场取向改革的道路，经济增长也才得以恢复。基于改革停顿造成严重经济政治后果的教训，中国政府组织了全面改革的讨论，经济学者从不同领域作出了积极响应。

以我和周小川博士领导的研究团队的情况为例。在1989年-1993年期间，我们陆续提出了“国企资产管理体制、企业公司化”“重构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框架”“财政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专业银行改革”“人民币走向可兑换”“社会保障体制建设”“政府职能定位及其转变轨迹”等一系列研究报告，然后将其汇集为一个推进改革的综合性计划：“近中期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设计”。

在经济学界众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上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接着，在1993年11月的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题为《澳门黄金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市场化改革总体规划。

从1994年起，中国开始按照这个规划蓝图进行各方面的改革，它们主要是：1）建立包括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2）实现经常项下人民币有管理的可兑换，全面推进对外开放；3）通过“国退民进”，对国有经济的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4）实行“放小”，将数以百万计的国有小企业和乡镇政府所属的小企业改制为多种形式的私营企业；5）建立健全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经济管理体系；6）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7）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法律制度建设。

这一轮改革，使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解放了久为落后制度所约束的生产力，促使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