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开始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此之前，相关领域基本上是一片空白，仅限于对国际形势和外国问题的跟踪分析，缺乏理论的深刻性和逻辑性。由于起步较晚、研究基础相对薄弱，因而早期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总体上处于引进状态，以翻译和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经典著作及近期成果为主。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国际关系理论是一个“舶来品”，这导致当时的国际问题研究不同程度存在“食洋不化”的状态。

可喜的是，经过20多年的学习和发展，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正逐渐从“食洋不化”的理论迷雾中走出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对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必须用科学观点来进行具体分析，“吸收其合理的科学成分，批判其错误的观点”。同时，在研究重点上，采取与时俱进、开放的、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世界经济政治领域的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着力推进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化，已经成为创新国际问题研究的紧迫课题。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需要具备世界眼光和国际视野，更要在研究目的、议题设置、研究重心、研究线索、服务对象等方面，逐步从跟踪西方理论转移到中国实践、中国需要上来，积极构建国际问题研究的 “中国学派”。具体来看，开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应当坚持以下四个原则：

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将人与世界的关系视为透视错综复杂国际政治关系的钥匙，将国际政治现象置于更深厚的社会基础上来把握，找出其深刻的客观原因。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

在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两股力量中，中国应该怎样选择和应对，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课题。解决这一问题不能仅靠简单的决策，而必须从中国的长远理想追求及社会主义实践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来加以把握。

社会主义实践经验表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的视角，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积极融入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潮流之中，充分利用世界生产力发展的战略机遇；必须适应世界先进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有益成果，汲取营养，不断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力量；必须适应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从国情和实际出发，立足自身的发展壮大，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这些基本的价值观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不断得到彰显。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反映了世界形势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拓了国家发展的巨大理论空间，让许多在传统理论上无法解决的核心概念问题得到了论证、界定和破解，为中国开辟国际战略研究的新领域、新思维和新结论提供了强大指引。可见，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必须坚持这一指导思想。

第二，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为主要议题

当代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国家建设的任务异常繁重。中国的国家建设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意味着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谋求独立自主的外交地位和平等的国家权利，特别是实现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在国际上获得应有的国际权利。

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意味着中国必须实现现代化，在外交上谋求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并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赢得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才有可能；只有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能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不至于导致两极分化。这是中国的国家建设目标，更是中国坚定不移的外交价值原则。

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理应立足于这一出发点，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为研究主题，统摄研究全局，进而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的理论动力和智慧支持。

第三，坚持以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结合为研究线索

国际关系理论既是一门学科，也是一种实践。诚如汉斯·摩根索在《政治学的困境》中所说：“国际政治学的任务就是把政治学的一般原则运用到国际关系领域中，并根据国际政治的独特性质对这些原则重新加以表述、修正和规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际关系理论需要高举科学主义的大旗，探索“一组组澳门黄金城：特殊行为或现象的法则”。

从实践的角度来说，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又是一种事业，是一门“澳门黄金城：人类生存的艺术和科学”，因而必然带有不同国家、社会、民族、宗教等的社会属性和价值使命。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从西方国家的历史经历出发，对西方社会历史予以总结，昭示着西方社会的价值追求和文化传统，并最终为西方社会服务。因此，不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把维护西方社会的安全和利益，在全世界推广西方经济、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作为神圣使命。

从这个意义上看，国际关系理论又是一门艺术，需要人文主义的滋润和孕育。各个国家、民族和社会集团有必要从自己的价值尺度出发，充分借鉴人类文明的一般成果，创造性地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理论逻辑。只有坚持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相结合的研究线索，才能真正开展具有原创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

第四，坚持以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为服务对象

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必须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要实现现代化、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者必须义不容辞地肩负起责任，研究新情况，探索新问题，创设新理论。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发展壮大，不仅影响到大国力量的对比和国际格局的变动，也在客观上会对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和力量消长带来影响。如何面对这一复杂的形势变化，积极探索中国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思考出台和实施相应的战略、策略，应该成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核心。这也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成长的重要依托。

总之，不同国家由于所处的国际地位不同、国家利益的差别悬殊，在对待世界经济政治变化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和选择必然有所差异，进而导致其理论创新点和侧重点呈现出不同甚至有一定差距的特征。这一点，在多年来的国际关系教学和研究中，令人深有体会。比如：一些国内学者近年来提出的所谓创新观点，大多已被西方学者所思考，有的甚至已经得到解决而不再成为问题；不少理论文章的逻辑，不同程度上带有西方学者研究的痕迹，虽不能完全看作是“拷贝”的结果，但或多或少存在“英雄所见略同”的问题。

当然，围绕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设定的议题和逻辑，中国学术界也有了长足进展，取得了一定成绩。特别是一大批中青年学者迅速崛起，他们敢于创新，围绕一个专题开展综合研究，从若干角度和层面进行“精细化研究”，取得了富有意义的学术创新成果。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在充分吸收和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研究最新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国际地位的实际，从中国的国家需要出发，努力构建国际问题研究的“中国学派”。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