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正：民族文化只有通过传播才能属于世界

历史和现实证明，一个民族的振兴，始于文化的复兴。只有在世界文化中占有一定的份额，才能成为文化大国。只有文化大国，才有可能成为世界强国。中国是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等文化成就对世界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近几百年来，中国逐步落后，对外文化交流呈现严重的逆差状态。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的状况日益改观，但文化交流严重逆差的问题尚未根本改变。毫无疑问，中国要成为社会主义强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必须要同时强大。文化是活的生命，只有发展，才有持久的生命力；只有传播，才有影响力，同时在传播中也得到发展。如果没有主动的、有效的跨文化传播，再优秀的民族艺术也不会成为世界的。中华文化需要在对外传播中增强生命力。如果一种文化在本国已经处于不景气的状态，就不能指望成为世界的文化。这就好像中国武术在中国非常普及，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才能成为流行世界、名扬四海的“中国功夫”；而中国的文化精粹“京剧”，多少受到了当代中国年轻人的慢待，要指望中国京剧在世界取得像西方歌剧在中国的地位，就需要我们踏实培植国内基础，同时加强对外传播，双管齐下才有成效。在对外文化交流中，要尊重其他国家的文化，特别是尊重其中的精华，进而形成不同文化间的互补。以一种宽容的态度来对待文明，是促成世界和平、和谐的最高阶段的文明。（《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9月2日）

张国庆：美国媒体与政府的关系

在美国，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复杂。第一，美国媒体影响政府决策。由于媒体具有的特殊影响力，它所关注的话题很快会成为民众以及政治领导人讨论的中心，美国媒体对报道内容的选择倾向取决于媒体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以及其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并非独立、客观、公正。第二，美国政府高度重视媒体公关。经过了一百多年的“锤炼”，美国政府在影响媒体方面积累了一整套经验，包括：兢兢业业地进行日常舆论引导、对总统形象进行系统包装、进行有针对性的“专题策划”、打拉结合地操纵媒体，等等。第三，美国媒体与政府的默契与合作。美国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更加善于通过与政府间双赢的合作来扩大自己的利益。为了使信息量最大化，媒体有时也不得不半推半就地为政府的政策扮演某种新闻拉拉队的角色。第四，美国媒体与国会、利益集团的共生关系。这几方之间已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生物链：媒体通过对国会施压讨好了利益集团，利益集团通过媒体影响议员，而国会议员则可一箭双雕，一方面在选民面前表现出负责任的姿态，另一方面则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利益集团的支持。第五，美国公众舆论的驱动与新媒体的崛起。媒体通过公众的力量间接地影响政府的决策和行动方向，“新闻制造”是媒体的日常工作，这使得它较改变民意更容易制造出“新”的民意。互联网在表达民意、影响外交决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它们是一种公众舆论的表达；另一方面，又是一种传播方式，具有准媒体的效应。（《红旗文稿》2011年第16期）

(英)马丁·雅克：中国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

西方的普遍看法是，国家的特点是僵化、萎缩、不合时宜，但中国的情况则不同。西方还有一个普遍的看法，认为中国经济改革进展迅速，但没有进行政治改革，这是大错特错。中国曾进行了广泛和深远的改革，特别是在1982年、1988年、1993年和1998年，而且改革仍在继续。中国的改革比西方在这个阶段所进行的改革要大得多。在试验过程的基础上，国家不断转型，机构也重新被定位和受到激励。中国模式还有另一个最不寻常的方面，它把两个人们通常认为毫不相关的特点结合在一起。首先，有一个无处不在的国家，它高度活跃，通过各种方式介入经济社会活动。其次，坚决信奉市场和相信竞争。事实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政府是抵触垄断的，一旦出现垄断，政府就设法重组市场以确保竞争。中国模式的特别甚至是唯一之处，坦率地说，就在于它是超国家和超市场的结合体。从本质上讲，由于源于如此不同的历史和文明基础，中国呈现出一种我们多少有些陌生的新模式。这种模式使超国家和超市场并行不悖。中国模式不在任何西方看待国家的或左或右的谱系当中。它不能被复制或移植，因为它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独特产物。（《当代世界与马克思主义》 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