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及全党：深刻的思想革命
从1941年9月中央领导层整风开始，到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澳门黄金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结束，延安整风历时数年，遍及全党，其在党的建设方面成效十分显著。
第一，全党实现思想大解放。由于共产国际强调的高度集中和绝对服从的领导体制，由于“左”倾路线长期的强力推行，特别是第三次“左”倾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宗派主义、惩办主义做法，党内形成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生搬硬套的浓厚风气，严重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和活动。延安整风运动通过回顾和总结党的历史，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对比，痛批教条主义，打破了党内对苏联经验和对共产国际的迷信，打破了党内存在的“唯书”、“唯上”的思维模式，把全党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周恩来曾就此指出：党内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解放。思想解放使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创造性、能动性和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党内民主由此发展，革命事业生机盎然。
第二，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在全党特别是党的高中级干部中倡导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在发动延安整风时强调：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所谓学风，就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各种工作态度问题。也就是说，打破主观主义的束缚，在全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延安整风的第一个目标和最主要的目的。整风运动有破有立，又破又立，在破除教条主义者“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的教条主义思维后，强劲地在全党弘扬了理论联系实际、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和风气。参加过延安整风的薄一波回忆说：“在延安的学习体会最深的，还是毛主席澳门黄金城：实事求是的论述……几十年来它一直成为指导我们工作的极其重要的原则。”柯华回忆说：“特别是在1942年的整风运动中，我们的思想、作风得到更进一步的提高、改造和升华。毛泽东同志在这次运动中发表的《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强调‘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及他一贯强调的‘要理论联系实际’，强调 ‘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等，对我们一生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许多老同志都有类似的回忆，这充分说明了延安整风的影响和功效。
第三，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一次严肃认真的自我批判和自我教育运动，通过整风，对党的历史上一些影响党发展的重大问题做了实事求是的结论，使全党在党的历史问题上达成了普遍的共识；清理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的积案，解决了党内的冤假错案；对于犯过错误的同志，遵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使他们真正认识错误，然后争取和团结他们一起工作，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广大党员对党的向心力和同志之间的团结，在最大范围内实现了党的团结与巩固。
延安整风运动在使全党明确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同时，也使全党认识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澳门黄金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性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澳门黄金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澳门黄金城：中国革命的学说。”“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所代表的方向、毛泽东所代表的思想，实际就是毛泽东一贯坚持和积极倡导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和由此路线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而形成的，全党对它的历史地位的认识则是通过延安整风而达到的。从此，毛泽东思想成为党在中国革命艰难曲折的道路上团结奋斗的重要思想基础，成为凝聚全党意志的重要精神支柱。
第四，延安整风创造了解决党内矛盾的正确方法。整风运动用相对集中的时间，采用学习、对照、检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解决党内的矛盾。在这个过程中，坚持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使党通过思想上的一致，达到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团结。这一方针是根据党内矛盾的性质，总结王明“左”倾领导人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经验教训后提出的。实践证明，这个方针是党内斗争唯一正确的方针。
延安整风运动用历史决议的形式总结历史经验，也是一个创举。《澳门黄金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延安整风的重要成果，它经过任弼时、胡乔木、张闻天和毛泽东等多次修改，经高级干部直至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多次讨论而形成。集中集体的智慧用历史决议的形式总结历史经验，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延安整风运用整风的形式来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共产党党情，有别于苏联共产党“清党”的做法，在当时是一个崭新的创造，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党的建设的一大创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