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拒斥普遍规律的异端”，还是理论实践相结合导致革命胜利和理论发展?

苏联大党大国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当时当地具体实际的结合诬指为“民族主义”的舆论，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西方的某些汉学家。例如，美国的著名“中国通”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说“形成中国化的最后因素，是基于文化和历史骄傲的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那时意味着不能当别人的狗尾巴”。(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香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34页)费正清的学生、美国汉学家史华慈在《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一书中，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成分和中国传统成分之间进行拆分组合，他沿着这两种成分经纬线比对分析得出结论说，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列宁主义的异端，中国成分仍然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参见许纪霖、宋宏编《史华慈论中国》，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另一位美国汉学家施拉姆在《毛泽东的思想》一书中说，毛泽东思想“是一种由各种不同成分构成的粗拙的东西”，“只是两条脉络，时而侧重某一面，时而又混杂着各种意向”;(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页)在《毛泽东：再评价初步》一书中则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普遍规律的拒斥和对中国现实及传统的提升，目的在于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使之符合中国情况”。(施拉姆：《毛泽东：再评价初步》，香港中国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5页)

应当说，这些西方汉学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全都是一些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主观臆测。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对此，毛泽东在1942年2月发表的《整顿党的作风》中，曾经作过一个生动而贴切的描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国际]文稿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毛泽东选集》第卷第819、820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之间箭和靶关系的这种生动比喻，清楚地说明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存在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又发展理论的关系;而不是两种不同性质理论的折衷混合。因此，在这里，压根儿就不存在两种理论成分孰多孰少、孰高孰低的拆分组合，哪种理论成分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的问题，也不是不当别人的狗尾巴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问题，更不存在什么拒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而提升中国传统及现实的问题。实际上，要真是把中国的传统和现实提升到拒斥马克思主义普遍规律的地步，也就根本谈不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总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根本目的，是要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为达此目的，除了用马克思主义之箭去射中国革命之靶以外，是别无其他途径可言的。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后，是否就成了列宁主义的异端?这里且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实现的第一次飞跃，毛泽东独立创立的不同于欧洲革命道路的、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为例来进行一些分析。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都是走的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即：在平时，无产阶级政党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集中力量发展工人运动，在革命危机到来时，在城市举行总罢工和工人武装起义，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农村。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教条主义者曾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企图在中国如法炮制，结果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挫折，几乎陷于绝境。正是在这种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独立自主地思考中国革命问题，经过长期的探索，终于成功地找到了一条建立农村根据地，发动农民组织革命武装，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这是离开列宁主义的异端吗?不是。因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既表现了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独立地创立了不同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形式的气概，又坚持了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提出的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的革命道路。就是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是用不同于十月革命的方法走了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它既继承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三、西方汉学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正出现摆脱主观臆测的发展趋向

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时当地具体实际的结合，视为“民族主义”的诬指即宣告终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使我国的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诞生了由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西方汉学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和理解也逐步出现了摆脱主观臆测的发展趋向：一些左翼青年学者批评西方汉学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拆分为中国成分和马克思主义成分的学术套路，等于是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洗了个硫酸澡。他们强调说，首要的任务是要抓住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提倡从既成事实出发，追溯历史原因的思维方式，注重从实地考察和史实考证入手，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持续互动。澳大利亚汉学家尼克·奈特提出要站在当代生活的现实基础上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竟如何理解?西方评论家的看法大体上有两种，第一种说它因强调中国的传统和实际情况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第二种把它说成是毛泽东进行权力斗争的一个花招，而他则认为，还能够作出第三种解释，即毛泽东试图制定一个公式，既不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又能够将这种普遍原理应用于一个国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尼克·奈特：《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奈特的这种比较贴近实际的说法得到了西方一些汉学家的赞同，正在成为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一种逐步摆脱主观臆测的发展趋向。(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