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背后总有“获利者”

在所有这些过程中，公众对信息性社会影响(informational social influence)的顺从是操纵性谣言得以扩散的主要原因。社会心理学研究已经表明，在下列三种情况下，人们最可能因为信息性社会影响而产生从众行为。

当情况暧昧不明时。当你无法确定正确的观念和适当的行为时，你会非常主动地接受别人的影响。你越是不确定，就越是依赖别人的判断。大的灾难性事件，通常伴随着交通、通讯的中断，生活共同体的暂时瓦解，使个人的行为陷于失范状态。这时，我们会视任何可以得到的信息源为救命稻草，不假思索地接受其影响。

当状况处于危机时。尽管现代各国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方面普遍建立了预警、预案制度，但仍然不能完全有效地处理那些偶然和新型的要素。个人也一样，已有的“知识库存”不能通过类别化对新的环境加以处理，结果就会采取他人的意见。

当别人是专家时。一个人越是有专业知识，他的指引在不确定性的状况中就越有价值。且不说，“专家”本身也有精细的专业分工，即使是真正的专家，也无法在突发的不确定环境下即时、准确地做出判断。不仅如此，在遇到操纵性因素的时候，我们甚至对专家的真假也难以分辨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当代社会谣言的制造和扩散的过程中，信息媒介总是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同谋”。

如果说谣言的传播大多带有非理性的特点，操纵性的谣言及其扩散就是一种理性行为了。操纵性谣言通常具有明确的目的，或者是政治的，或者是经济的。在2008年的拉萨事件中，我们明确地看到了以美国CNN为首的西方媒体制造和传播谣言的政治用心。而在这次“谣盐”事件中，经济利益则是主要动力。尽管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指出这次谣言的有组织的幕后推手，但他们将是“谣盐”事件的主要获利者这一点则是无可置疑的。在谣言传播的过程中，信息产业、盐业企业、股票市场可谓广义的赢家。

对于谣言制造和传播的社会后果的评估，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社会采取何种方式实施控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不能以操纵信息的方式消除谣言。以一种操纵性信息遏制另一种操纵性信息无异于饮鸩止渴，将在更大程度上损害社会的权威机制和信任结构。(作者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延伸阅读】

市民从众抢盐推高股价

食盐抢购风波后，有媒体分析认为，民间游资提前布局云南盐化等个股后，发动少数人到超市大量抢购食盐并通过各种渠道散布食盐紧缺的消息，由此引发各地的抢购潮，并在A股市场上刺激了个股的急涨，从中渔利。这种说法虽未有确凿证据，但逐利的游资，确实介入了相关股票的炒作中。

深交所公开的成交信息显示，3月17日买入云南盐化股票成交量排名前5名的涉及浙江、江苏的营业部，其中浙江4家。统计表明，这5家席位合计买入5100多万元，占当天该只股票成交额的近五成。而这五家证券公司，恰巧都位于最先出现食盐抢购风波的浙江和江苏两省，其中不少有明显的游资背景。浙江证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调查发现，游资都是在高位时买入，第二天下跌时清仓卖出，属于“高价加仓，割肉清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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