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红军直到1931年年底才有自己的统一军装。是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专门培养红军指挥员的第一所正规高等军事院校也建立起来，但当时红军的着装很不统一：有穿工农装的；有穿从战利品中获得的白军服装的；也有的穿打土豪分来的各色服装。受“十月革命”的影响，还有一部分人头戴列宁帽、身穿灰布红军服装。时任中央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的赵品三接受刘伯承的命令开始设计新军装，首先是红军学校里的学员每人一套，并逐渐扩展到全军。红军军装一开始仿照前苏联红军军服样式设计，上衣紧口套头，前苏联大部分地区与我国南方的气候有差别，这个设计很不适合南方的气候，于是改为开襟敞口，并缀上红领章；军帽仍用大八角式列宁帽，后来发现帽角太大，不适合中国人的脸型，就改为“小八角”，帽前中央缀一颗红五角星。考虑到红军经常要在山地行军作战，选用了不容易暴露目标的灰布衣服。各主力红军长征出发前，大都由苏区政府保障军服供应，不过农村根据地多靠民众手工制衣。中央红军从苏区突围前，每人发放了一套新军装，经过近3个月转战多已磨损。红军占领遵义后休整半月，被服厂日夜开工，为每人补充了一两套新军衣，此后行军9个月未能更换，到达陕北时多数人已衣衫褴褛。

食长征途中的粮食供应，主要靠打土豪，少数通过捐助、欠借方式解决，筹粮筹款成为各部队一大重要任务。中央红军西征出发正值秋收后，地主大都谷物满仓，便于没收征发。对贫苦农民，红军花钱买粮，不许无偿索取。阿坝地区藏、羌、回、汉各族人民为供给前后在此过往的10万红军的粮食作出了巨大贡献。在红军部队进入西南地区之后，将士们的日记或回忆录里，澳门黄金城：缺粮少食的内容逐渐增多，可见食物越来越成为心头大事。当时担任周恩来警卫员的顾玉平回忆说，长征中大家吃的是“包子饭”，就是按定量每人一包，菜也是一份。周恩来和他吃的都是同一种菜，一样的分量。红军自从进入黔藏地区，吃大米的机会就越来越少，多以苞谷、青稞麦为主食，一直到了渭河南岸才吃到久违了的大米。有一个澳门黄金城：组织起来学习就地取食的故事：1936年四五月间，红军行军至西康炉霍县境，准备三过草地。朱德请来当地的老百姓，询问这一带有哪些可吃的野菜，获知了许多野菜的形状和名称。朱德甚至借来铲刀、提篓和口袋，亲自率领一个由炊事员、警卫员共10余人组成的小组去采野菜。各路部队都派来了代表，带来他们采摘的60多种可吃的野菜，它们有野韭菜、野蒜、野芹菜、臭蒿子、牛耳大黄等各种奇形怪状的野菜，红军战士们排着长长的队伍，参观他们未来一段时间的食物。

住　红军长征途中的宿营，在有老百姓的地区通常分住民房。在进入高原荒僻地区后，部队只得野外露营。住宿条件最艰苦的阶段是过草地。晚间有时找不到一块干燥地面，许多人只好坐在背包上背靠背依偎着取暖。天亮时，有些战士怀抱枪支，因冻饿已长眠不醒。一路上，红军的住宿质量也有着天壤之别，他们住过大军阀的洋楼，藏族贵族的豪宅，住过普通民宅，也曾睡倒在屋檐和树阴下。在红军的回忆中，提及自己搭建的临时帐篷的记录比较集中地出现在过草地的时候。“每人用棍子往地上一插，靠小树搭块油布遮雨，大家背靠背挤在一起宿营”。红军在行进中开展了评比模范的活动，例如在群众家借宿后，能否“完全做到上门板、捆禾草，把地上打扫干净；保持厕所清洁，不随便屙屎，宿营时掘厕所”成为评判标准，红军还要求战士们进出要宣传，“进入宿营地时，要向群众做宣传，出发时要向群众告别”，用许多细节去塑造文明之师的形象，以获得沿途老百姓的支持与欢迎。1935年1月5日，兵临遵义城外的红一军团专门制定了《澳门黄金城：进入城镇执行政策的规定》，特别要求“城市部队不准驻商店，其余部队集结在城郊宿营”。

行　长征中的红军受到大批敌军围追堵截，主要靠快速行军摆脱险境。当时胶鞋是难得的宝贝，布鞋不耐磨，每个指战员身上都带两三双草鞋，一路行军一路自己打草鞋。

“红军都是钢铁汉！”红军靠着钢铁般的意志，克服衣食住行方面的特殊困难，创造出了举世公认的人间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