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刘良模（左一）等人与周恩来合影。资料图片

刘良模指挥歌咏会成员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刘新供图

刘良模（1909—1988年），浙江镇海（今宁波）人。新中国成立后，刘良模与吴耀宗等40人联名发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公开信，发起了基督教三自（自治、自养、自传）革新运动。他还曾担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副会长、全国青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委员等职，是一位爱国爱教的基督徒。今天，我们还要讲述——

刘良模等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的两个资料来源

《义勇军进行曲》是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上被定为代国歌的，这是人们广为熟知的历史事实。但究竟是谁首先作此提案的，却众说纷纭。一直以来，流传最广的有两个版本，一是徐悲鸿首先提案说，另一则为刘良模、马叙伦、张奚若、梁思成等首先提案说。而徐悲鸿首先提案说在坊间的知晓度显然更高，各种文艺作品大多以此说为蓝本，又进一步作了想象与加工。甚至还有混合这两种版本而使之成为一种新版本的：刘良模、张奚若、梁思成附议、赞成徐悲鸿提议。

其实，徐悲鸿首先提案说不管流传多广、变化又有几何，追根溯源只有一个来源，那就是1982年徐夫人廖静文女士所作的《徐悲鸿传》，此外既无其他当事者回忆的支撑，也无后世独立研究的支持。

而支持刘良模等首先提案说的最早就有两个资料来源。其一是《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先生本人的叙述。在“澳门黄金城：《义勇军进行曲》”一文中，田汉先生写道：“……而新政府成立，国歌与国旗同样成为迫切需要。在第六小组最后几次的讨论会上，先后由刘良模、梁思成、张奚若诸先生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歌词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之句，预备只用《义勇军进行曲》的谱而另创新词，郭沫若先生并已拟就3段，但张奚若先生认为不如仍用原词较有意义，并举法国《马赛曲》为例。毛主席与周恩来副主席亦赞其说，谓‘安不忘危’，何况我们这新中国要达到真正团结、安全，还需要与内外敌人及各种困难艰苦奋斗。这样便向大会提出了。”田汉先生在文章结尾处注明“一九四九年，北京政协会议。”田汉先生是国歌的词作者，又是第一届政协负责国歌问题的第六小组的成员，其叙述时间为第一届政协会议期间，所以他的这个叙述应该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与可信度。只是这一叙述公开问世迟至1982年4月，是随《田汉诗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出版时间恰与廖静文女士的《徐悲鸿传》同年。

其二，同年（1982年）9月，《中国建设》发表了该刊记者卜勰茗的专访——《一个爱国基督教徒的历程——访全国政协常委刘良模》一文，刘良模也首次向媒体公开表示，在第一届政协会上，是由他首先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的，文中还记述了他提议时的一段话语：“国歌要能代表一个国家、代表一个国家人民的精神风貌。这样的歌曲不是想写就写得出来的，而是在斗争中产生、在斗争中得到广大人民承认的。法国国歌《马赛曲》就是这样的歌曲，据我看，《义勇军进行曲》可以和《马赛曲》相媲美。”其实，刘先生讲这段话还有这样一个背景：1949年7月，刘良模在美国接到周恩来总理的电报，邀请他返回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8月初，刘良模携全家先乘飞机抵达香港，再乘船抵达塘沽，于8月中赶抵北京。其时，国歌初选委员会和一届政协第六小组成员早已工作多时，应征稿件也有几百件，只是一直没有大家满意的作品。8月16日，刘良模抵达北京，向政协大会办理报到手续后，当即向大会秘书处打听澳门黄金城：国歌是否已经确定的事宜，听秘书长回答尚无结果，国歌初选委员会正在进行征集，许多人正在创作，刘良模情急之下，才发表了上述看法。刘良模向大会报到并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后，被增补进入第六小组并作为国歌评选的专家，由此他参与了《义勇军进行曲》最终被定为代国歌的最后这段工作。这也就解释了为何田汉先生的记述中强调的是“在第六小组最后几次讨论会上，先后由刘良模、梁思成、张奚若诸先生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