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总体部署，并通过人大监督、财政预算收拢三公消费边界，才有可能使“公车改革”走出一条符合实际的可行之路

这几天，公车改革的老话题再次引起热议。日前，武警湖北总队决定，湖北省武警总队副师级以下干部公务用车将全部取消，今后，总队对所有机关干部每月发放用车补贴，机关干部外出办事所驾私家车悬挂地方牌照；而来自云南昆明的消息称，一项“党政机关公务用车专用卡定额包干管理”试点工作搞了近一年，预计可节省费用2000余万元，试点区超过八成的公务员改变了出行方式，选择私家车、公交车、自行车解决公务问题。

公车改革各地多有尝试，但鉴于情况复杂，难题不少。虽然公车货币化改革屡屡启动，但会不会“变味”，还有待观察。

公众对于公车改革探索的审慎追问，应该说其来有自。如果从1994年《澳门黄金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算起，公车改革已经搞了16个年头，改革之车虽然不时油门轰轰作响，但整体而言可谓步履艰难。最新例证是，北京“治堵方案”公开征求民意，意见稿明确提出“十二五”期间北京市各级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不再增加公务用车指标，但现有公务车有多少？相关部门均表示“不便透露”，并称“问题很敏感”。

从以往一些地方推行的改革实例看，改革的突破恐难一蹴而就。不管是既得利益者的消极态度，还是改革环境缺乏制度保障，内外阻力都不小，常常让许多出发点很好、力度很大的改革措施，最后不得不回到原点。而一些地方性改革和试点的最大意义，在于它们昭示了一个道理：公车改革不见得需要特别高明的设计，它最需要的就是触碰既得利益的改革决心与魄力。

事实已经证明：公车改革还是要积极稳妥推进，不推进只会让改革变得更难。综观当下现状，个别地方的单兵突进固然让人心生振奋、充满期待，但指望某个地区在自主探索中找到“万全之策”，成为各地均可效仿的改革样本，恐怕也不太现实。唯有总体部署，并通过人大监督、财政预算收拢三公消费边界，才有可能使“公车改革”走出一条符合实际的可行之路。必须看到，长年奔跑在马路上的超编车、超标车，消费的不仅仅是汽油和钞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