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实关心西部人民的幸福指数，才能说明我们发展理论与发展实践上升了一个层次，发展的内涵也更加丰富

最近几天一直在青海藏区考察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10年来的重点成果，总体感觉这几年西部地区经济实力大幅提升，成效显著。从2000年至2009年，西部地区GDP年均增长11.9%，高于全国同期增速。然而，对照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以往的经验教训，我们也不难体念到西部开发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改革最先改革的是经济体制，开放最先打开的门窗在南方。30多年的经济成就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个过程中不仅仅有经验，也有许多可以避免的教训。对西部地区进行结对帮扶的发达省市，更应实事求是地总结自己发展中的教训，避免在西部开发中重蹈覆辙。尤其西部地区既是我国矿石、石油、天然气和水资源储量丰富的地区，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也是我国主要河流的源头所在地，注重环保，维护生态平衡十分重要。近年来，我国自然灾害频发，水土流失严重，地震、泥石流、地层塌陷、沙尘暴等灾害性天气，都是来自大自然的报复，我们必须由中央财政继续给予更多的投资、不遗余力地继续推进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工程，不断改善生态环境。

追求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是单纯为了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不是为了发展社会而发展社会，而是为了使人民生活的各种需求得到满足，使人民幸福。而人民的幸福建立在物质丰富的基础上但并不停止在物质的满足，还需要精神的满足和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因此政策制定和实施应坚持利为民所谋，把推进西部大开发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紧密结合起来，使西部地区各族人民都能得到真正的实惠。西部地区的基础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特别是在交通设施建设好之后的资源配置、合理分配运营方面还需要调整。比如从深圳或广州到西部的一些省会以外城市，就没有直达的飞机航班，广州到乌鲁木齐也没有直达的火车，只有从郑州或其他地方转车。这般周折的航空和铁路运输线路设计，极不利于西部地区缩短与东部沿海地带的空间距离，不利于西部地区“走出去、引进来”。这种交通资源的设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西部地区是不公平的，限制了西部地区民众对公共交通资源的分享。

西方一些经济学家经过对经济和幸福关系的定量研究发现，当人们的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幸福和GDP的关系就不大了，比如1000元人民币对于一名普通市民或一名富豪来讲价值是不同的。因此，我们不能单纯追求GDP，还要兼顾社会和谐的指标。曾经受到世界推崇的美国发展模式难以持久，即使美国的人均GDP在过去的50年增长了3倍，但美国人却未必更加幸福，因为伴随着人均GDP增加的还有美国的暴力犯罪增加了3倍，不和邻居交往的人数增加了4倍，1/4的人感到不幸福和轻度的抑郁，在世界上的幸福指数排名远在100位之后。相反，喜马拉雅山麓的不丹追求幸福指数，适度发展，给不丹人民带来了富足、民主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环境，而且推动了不丹民主进程，首创了“国民幸福总值”(GNH)概念。受不丹幸福指数的启发，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开始了“幸福指数”研究；英国则在创设“国民发展指数”(MDP)时把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也考虑进去；日本也开始采用另一种更强调文化方面因素的“国民幸福总值”。

其实，GDP与GNH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作为制定发展规划和社会政策的一种重要参考因素，GDP是硬指标，幸福指数是软指标，两者在发展规划和社会政策中各具独特的地位与作用。切实关心人民的幸福指数，才能说明我们发展理论与发展实践上升了一个层次，发展的内涵也更加丰富。正如不丹国王旺楚克提出的那样：“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国家政策制定依据应考虑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不要失去精神生活、平和的心态和国民的幸福。”果真如此，广阔的西部地区人民就能在不远的将来，体会到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幸福和喜悦。（作者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