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沟通”恶果

管理缺位。管理是一个信息收集、处理、传播和反馈的过程。沟通越畅通，信息就越多越准，管理就越到位越有成效。“伪沟通”听到的信息是假的，了解的情况是虚的，对客观事实掌握不够，研究不透，决策失误、管理失败就在所难免。而且“伪沟通”不听取他人合理建议，不尊重他人首创精神，背离以人为本原则，必然伤害他人感情，引起他人反感，调动不了他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从而降低干部威信，影响整体合力，弱化管理效能。

人格错位。“伪沟通”诱人讲假话废话，逼人讲套话空话，讲口是心非的话，讲言不由衷的话。在“伪沟通”情境下，人人戴着假面具，谁也不敢掏心窝，讲实话吐真情。长此以往，必将导致个人人格扭曲，人际关系诡异，给国家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失甚至灾难。

制度虚位。“伪沟通”从确定议题、专家论证到民主讨论、形成决议，程序一个都不少；但在沟通过程中却有这样那样的限制，参与者不能自由选择，不能畅所欲言。这种沟通，德国着名哲学家哈贝马斯称之为“有系统地扭曲的沟通”。他解释说：这种沟通病态可视为“取向于了解的行动”与“取向于成功的行动”二者混淆的结果。在潜藏的策略性行动中，至少有一方的行动系取向于成功，却让另一方以为沟通行为的所有预设都已成立。这就是操纵。“伪沟通”名义上是听取大家意见，尊重群众公论，但集中起来还是“个别领导”的意见，还是个人说了算，制度、程序成了遮羞布甚至保护伞。

责任移位。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热衷于“伪沟通”，说穿了就是打着“沟通”幌子，把“个人意见”变成了“集体研究”、“集体决定”。这样，一来师出有名，而且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名号响，来头大，“个人意见”因此拥有了不可置辩的权威意味；二来既然是“集体研究”，出了问题自然由集体承担，而问责又往往法不责众。换言之，“经过集体研究”的说辞进可攻、退可守，是回应质疑、躲避批评、推诿责任的挡箭牌。事实上，一些不作为、乱作为的领导干部也确实因此金蝉脱壳，逃脱了政治风险和法律制裁。

彻底铲除“伪沟通”

完善民主保障机制。通过教育，培养党员干部的权利义务观念、党内平等观念、民主监督观念，使广大党员干部敢于给领导指缺点，敢于向党组织提看法，积极主动行使好民主权利，成为具有主体意识的人，成为具有沟通意识的人。进一步健全民主集中制，实行无记名投票，对主要领导否定多数人意见做出的决定要予以记录。进一步健全举报保密、奖惩和补偿机制，对侵犯民主权利、打击报复者，严格按照党纪国法严肃处理；对坚持原则、敢于同侵权行为作斗争的，积极给予支持和保护，以充分保障民主权利，推动党员干部讲真话讲心里话，保证沟通顺畅、真实。

完善信息传递机制。现行的沟通体制与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紧密连在一起，信息在单通道传递及层层过滤中容易出现阻塞、失真，因而产生了“伪沟通”。要完善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和重大问题决策征求意见制度，从具体制度建设上健全信息快速传递的机制。借助信息网络技术，建立多维度的传媒网络，充分发挥其反馈信息、表达民意的作用。扶持民间调查机构，委托其开展专题调查，为决策沟通作准备，从而在党内形成多元化信息传递体制。

完善决策评价机制。对决策反复进行论证、评价，是沟通的重要步骤。要建立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对重大事项决策、重大工程项目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提交专家咨询论证。鼓励涉及各方利益的公共政策内部辩论、公开讨论与听证，增加新闻舆论对公共政策讨论报道的透明度，扩大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度。建立多种方案比选制度，“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两论相订，是非乃见。”多种方案比选是沟通的基础。没有比较，就没有沟通，就没有鉴别。因此，重大决策应当请有不同背景的咨询机构或专家参与咨询论证，提出多个决策方案，使沟通建立在有所比较鉴别的基础之上。

完善责任追究机制。每个领导干部都要反对“伪沟通”，做到“真沟通”，都要在自己负责的“一亩三分地”里培育“真沟通”的市场，在沟通中扮演好真正属于自己的角色，担当起相应的责任。建立责任追究制，对不愿与群众沟通或忽视与群众沟通，不能准确把握群众要求，不能准确反映群众情况，甚至弄虚作假、瞒报浮报群众有关情况的，要给予相应的责任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