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扬弃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赋予它们以崭新的时代特点和新的生命力。中国古代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传统，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国家观念的一种表现形式，其核心是指出了“民”和“邦”的关系，而这个“邦”则是阶级社会中的国家。但是这两句话真实地道出了“民”的重大作用。从人自身的价值来看，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孔子的思想核心是“礼”与“仁”。孔子强调礼与仁，都是从人事出发，而不是从“天命”出发。因此，有的研究者认为，早期儒学即人学。从中国古代人学思想进程来看，孔子的人学思想，包含着对于人的作用和价值的肯定、对于人的欲望的承认，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的才能的重要。孔子认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他还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在天人关系问题上，孔子不言天而着重论人，论人怎样做人等等，表明他对人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孟子进一步概括了“仁”的“爱人”的含义。他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把这种思想推广到政治主张方面，孟子又提出“仁政”学说。他劝说梁惠王“施仁政于民”，并认为“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上》)孟子的“仁政”学说，反映了那个时代某些士人的理想和人民的愿望，在中国古代政治学说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当司马迁提出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为撰写《史记》的宗旨时，“人”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出来了。《史记》以前的史书，或以记言为中心，或以记事为中心，而《史记》则是以记人为中心的综合体史书，真正确立了“人”在历史演进中的中心位置，这是中国古代史学上人本主义传统真正确立的一大标志。成就了“贞观之治”伟业的唐太宗君臣，其政治学说中也包含对这方面的思想遗产的继承，比如“务本”之论、“水舟”之论等。以上这些思想资料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难免带有历史的烙印，而科学发展观则继承了中国古代的优秀思想遗产，并对其进行革命性的改造，使之具有崭新的时代特点。

科学发展观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国的发展规律，提出在不平衡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不断寻求新的平衡，从而造福于中国各族人民。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秦汉以后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于地理、气候以及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原因，中国历史上各地区的发展极不平衡。比如春秋时期，中原的“诸华”、“诸夏”同周边的各族在文明发展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而有人提出了“夷夏之辨”。但是唐代史学家、政治家杜佑却认为，古之中华与夷狄同，后来“中华”进步了，是因为地理条件优越，“夷狄”落后了，是因为处于周边地区，地理条件偏僻。(参见《通典》卷四八)杜佑从地理条件的不同来说明中原与周边地区在文明发展产生差别的原因，虽不尽全面，却包含着一定的民族平等观念。

当代历史学家正是看到了历史上各地区、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历史事实，所以在认识和划分中国历史进程的阶段上，就充分考虑到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如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一书，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认识和处理上，就充分关注到这一特点，认为中原地区和民族杂居地区、广大边区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上是不平衡的；在历史分期问题上，不能只考虑中原地区的历史进程，要从全国范围着眼，充分考虑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特点等。

今天，我们运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来看待和分析中国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并努力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目标和要求来制定全国的发展战略，更加强调统筹东西部地区的发展，更加注重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的发展质量。这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与政治集团都没有达到的政治远见与政治魄力。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西部地区的开发、发展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各族人民的生活正在向全面小康迈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是以全国各族人民为本的。（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