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批判刘先生“将历史的现实层面与文化的价值、理想层面混同起来”，则实在是悬鹄以射，中而不肯。刘先生一直强调在历史的环境条件下认识问题，反对抽空了现实生活内容而无限发挥，并没有用一种庸俗的唯物主义来否定文化和道德理想的价值；他主张“在分析、再创造中汲取”传统文化的“某些养分”(《澳门黄金城：倡导国学几个问题的质疑》)，反对无条件无原则地对传统予以“认同”；他主张任何文化传统都有优秀的成分值得认真汲取，而现代文化只有在追求现代理想的生活实践中才能创造出来。总之，他只是强调在生活实践中创造和评判文化价值，而从来没有将两者混同起来。

三

二是批评刘先生延续了以简单进步论和阶级分析为特征的“左倾”思想，强调文化的阶段性、时代性而忽略其连续性和超越性。

文化是人的生存方式，而人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因而文化没有超越性。至于对其连续性的把握，恐怕要以对其阶段性、时代性的认识为前提。刘先生的一些基本认识和判断，如“经济发展的程度大体也决定了文化的发展程度”，以及“(儒学)是上个历史时期的东西，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看……更多是阻力”，等等，建立在对历史、对现实的严肃考究上，决不是在套用某种过时的简单学说。他认为现代社会的建设有赖于以公民意识为核心的现代文化的创造，而创造现代文化所需要的思想资源是传统所无法提供的。如果说这样的社会历史观是一种“简单的进步论”，则梁涛先生那种把现实生活的依据和标准寄托于过去、一定要“返本”才能“开新”的主张，岂不成了“简单的退步论”？至于说阶级分析方法，尽管由于曾经被滥用而名声扫地，迄今为止仍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社会分析工具。倘若要指责刘先生“在思想文化与社会现实之间作简单对应”，只是着眼于“深挖古人思想的阶级属性”，恐怕需要拿出事实依据来。

四

三是批评刘先生“对古代王权做了无限的夸大，将历史中的部分现象、事实当作了历史的整体甚至全部，又将复杂的文化现象还原到王权上来，想用王权主义对其一一进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