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南京大屠杀对现代文化、政治界以及中日关系仍然有巨大影响，但总体而言，国际学术界尚未对之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显而易见，澳门黄金城：南京大屠杀及日军侵华暴行的学术研究无论在深度上还是数量上都远远低于澳门黄金城：对纳粹欧洲暴行和犹太大屠杀的研究。当然，其中一个原因是日军暴行历史史料受限制这一问题（至今，许多在日的档案馆是封闭的），另一个原因我认为可归于目前从事南京大屠杀和日军暴行研究的西方学者主观上的不情愿或犹豫。西方不少澳门黄金城：中国史和日本史的基本读物都反映了这种不情愿和犹豫。

南京大屠杀对中日历史的重要性无人能否认，但若阅读英文版的《剑桥日本史》和《剑桥中国史》，我们可能不会有这种印象，例如前者根本没有提出南京大屠杀（“到12月中，国民党首都南京已为日军所占有和奸淫掳掠”，接下来它却转而陈述1938年1月发生之事，对南京大屠杀的细节不作更多讨论）。后者为读者提供了较多解释，但仍然给人有很强的不足之感：“在七个星期的惨绝人寰的暴行中，至少有四万二千中国人被残忍地屠杀，其中有许多受害者被活埋或以汽油活烧，且大约两万妇女被强奸。”

问题是，这两本非常重要的书都没有探讨南京大屠杀或日军暴行的动机和缘故。再举一例，美国哈佛大学2000年“抗日战争中美日合研会议”的组织者明确地将南京大屠杀与日军暴行两个话题排除在研讨会允许讨论内容之外，看来组织者担心若在会议讨论中包括“日军暴行”这样的话题，会造成一些充满情绪性的争辩。但即使题目敏感，就情绪角度而言具有巨大难度，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避免此方面题目的研究，也并不表示我们无法对它进行更加完整的研究。

南京大屠杀史学中最重要但同时难以回答的问题乃是：日军在华的惨绝人寰行为可追溯于何故？许多日本和西方学者强调，日军的暴行问题是战争时普遍存在、不可避免的暴行问题，并非是日军的个别行为。换言之，这些学者一口咬定，任何战争——无论士兵来自何国，无论打仗理由是什么——均会出现类似南京大屠的对非军事人员的虐待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