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澳门黄金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灾难性后果

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实践，给人类的大多数带来的是灾难还是福音呢？

在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改革“试验田”的拉丁美洲，人们发现，在十多年“模范”遵循“华盛顿共识”制定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后，自己国家经济严重衰退、政治剧烈动荡和社会加速瓦解。比如阿根廷，它早在1976年就开始实施新自由主义，曾依靠吸引外资和借外债实现了短暂的几年繁荣，一度被作为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的样板而大肆宣传，但是，这个所谓的“样板”好景不长，1994年经济增长率就开始起伏不定，1995年后经济更是面临大萧条，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也一路飙升。进入20世纪以来，阿根廷面临的是国内企业破产、资本外逃、收入分配严重不均和失业不断增加等，“崩溃”就是阿根廷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最终代价。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墨西哥一度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所树立的新样板，但是马丁·哈特—兰兹伯格认为，新自由主义在墨西哥取得了成功只不过是一个炮制出来的神话而已，因为墨西哥的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后虽然有所增长，但主要是出口部门的增长。而且其经济发展与整个国家和人民日益脱节：墨西哥工人平均收入下降，国家在核心技术上没有得到自主发展和进步，环境受到极大破坏，整个经济高度依赖外资——这是一种极其脆弱的经济，极易被世界经济危机破坏和摧毁。墨西哥学者阿尔瓦雷斯·贝让这样总结墨西哥25年来实施新自由主义的彻底失败：根据过去新自由主义模式实行25年来的记录，墨西哥人均GDP平均每年增长0.17%，这意味着墨西哥需要400多年的时间才能使人均GDP翻一番。由于失业和低工资，数以百万计的墨西哥人被迫移民，这是新自由主义在墨西哥失败最显而易见的、活生生的证明。同样，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圣经”在委内瑞拉播撒的也不是“福音”，而是贫困的加深、人民收入的下降、社会分化的加大与腐败的盛行……，一切好像没有出路。

非洲的情况又如何呢？埃及著名左翼学者萨米尔·阿明对此有详尽细致的阐述。他指出，二战后重新获得政治独立的非洲在20世纪下半叶一度迎来了自己“发展的几十年”，一些非洲国家也确实开始了一个工业化过程，尽管非洲的这种发展仍然被限定在资本主义旧的劳动分工框架内，尽管这种发展从它们开始繁荣的第一刻起，就属于过去而没有未来，但它的目标毕竟是巩固政治独立和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与经济的工业化。可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各类跨国公司操控非洲实施所谓的“结构调整项目”以来，非洲人民遍尝经济衰退、政局动荡以及各种社会灾难甚至整个社会的分崩离析等诸多“苦果”。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非洲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较此前的20年几乎下降了一半，20世纪90年代，非洲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更是以全世界绝无仅有的负数（-0.2%）增长，非洲在全球贸易额中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轻描淡写地把这些只是称作通向一个美好未来过程中的“痛苦的转型”，萨米尔·阿明这样讽刺道：美好的未来在哪里？社会已遭破坏，贫穷日益增长，教育和卫生状况在恶化，这些都不是通往美好未来的条件，也不能帮助非洲的生产者变得“更富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