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兴起的原因，它造成的诸多灾难性后果，以及它的可行性替代方案等，是近十多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争相探讨的问题。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尽管有的印着改良资本主义制度的“人道主义”的历史痕迹，有的在方法论上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无疑丰富了世界人民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深刻认识，对我们科学认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实质及危害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澳门黄金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美国人诺姆·乔姆斯基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对新自由主义的内涵作了这样的概括：“‘新自由主义’，顾名思义，就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亚当·斯密被认为是其创始人，该理论体系也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包含了一些有关全球秩序方面的内容。”（《新自由主义与全球秩序》第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用诺姆·乔姆斯基的话说，“指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组织所制定，并由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实施——在经济脆弱的国家，这些理论经常用做严厉的结构调整方案。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讨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的经济调整和改革。会上，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约翰·威廉姆逊说，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该共识包括压缩财政赤字、降低边际税率、实施利率市场化、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放松政府的管制等十个方面。约翰·威廉姆逊还认为，上述“共识”或者说政策工具不仅适用于拉美，而且适用于其他有意开展经济改革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如果说在“华盛顿共识”出笼前，新自由主义还只是澳门黄金城：西方全球化的一种学术或理论探讨层面的东西，那么，此后由于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对“华盛顿共识”在全球范围内的强力推行，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当今所谓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