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西安事变期间，对于我党与西安事变关系的问题，我们就很注意把握宣传分寸。1937年1月7日，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宣传方针问题，专门发出指示：“西安事变系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蒋之释放，张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对此案之处理，本党也认为是南京内部的问题”。即使在成为执政党之后，对于西安事变的宣传仍很慎重。1986年3月，中央宣传部还特别发出《澳门黄金城：慎重发表有关西安事变材料的通知》，指出：“发表有关西安事变的材料应该非常慎重，要考虑政治后果，要有利于同志间的团结，有利于促进祖国早日统一，有利于张学良将军的安全。对于有争议的人和事，一般暂不涉及；对于涉及重要机密的史料，一定要严格注意内外有别，严防授人口实，授敌以柄。”可见，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张学良的安全等，我们长期以来对西安事变的宣传有所保留。出于这样的考虑，没有论述周恩来在12月25日释放蒋介石一事中的作用，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回避周恩来的作用，就可以突出张学良，有利于张学良的安全；同时还可以维持蒋介石“体面”地回到南京，突出西安事变是国民党的内部问题。

依据前文的历史资料，我们可以得知：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并不是临时的决定，他曾有过单独释放蒋介石的计划，后来在周恩来和蒋介石会谈成功后，得到周恩来的同意和帮助，才释放了蒋介石；周恩来对张学良释放蒋介石是知情的，并提供了关键性帮助，说服了杨虎城，但对张学良亲送蒋介石是不知情的，得知消息后赶往机场劝阻为时已晚。

现在，张学良、宋美龄等处理西安事变的当事人都已逝世，国共两党也因祖国统一的重任而关系大为改善，进行了一系列的沟通协作，如实研究西安事变，弘扬这种为国家利益而放弃党派纷争、不计前嫌的精神，无疑是有裨益的。

(作者为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