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开始探索与俄国十月革命截然不同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式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逐步确立了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思想。这一重要思想是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的“古田会议”的主旨，并体现在《古田会议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第一，明确指出“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这就表明，实现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心问题和根本标志是领导农民的问题。《决议》同时指出，以农民为主体的红军存在的意义，“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这些重要论断，对于纠正当时在党的主要领导中存在的只注意工人运动和城市工作、漠视农民革命积极性的错误倾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第二，在肯定工农联盟的政治必然性、必要性和现实性的基础上，《决议》明确指出今后我们党要“争取有斗争经验的工农积极分子加入红军队伍，改变红军的成分”，并“从斗争的工农群众中创造出新的红军部队”。这种以农村为根据地、以党领导的农民为主力军的“工农武装割据”，是中国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和最高形式。第三，正确认识和对待游民问题。游民来源于破产农民和没落手工业者。《决议》毫不隐讳地指出：“红军中游民成分占了很大的数量和全国特别是南方各省有广大游民群众的存在。”对于这一革命性与破坏性并存的游民无产者阶层，党的六大通过的决议案夸大其破坏性，认为他们仅在武装起义之前可适用，武装起义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客观地看待游民问题，在分析红军中游民成分的存在所产生的流寇思想时，不是把着眼点放在清除红军中的游民成分，而是把肃清流寇思想、加紧反流氓意识的教育作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

此后，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农民问题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同时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问题，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