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是中共加入共产国际后第一次没有国际代表参加的会议，其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而且在于它对毛泽东所提出的战争战略原则的肯定实际上认同了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果。在遵义会议前，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都由国际批准和决定。遵义会议后，为使国际了解中国党的情况，党中央专门派陈云向国际汇报，而国际对此结果预以了默认。同时在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中，通过了《澳门黄金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的决议》。大会改变了前一阶段的“左”倾政策，实现了政策上的两个重大转变：一是通过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二是决定“国际执委会工作重心转到规定国际工人运动基本政治路线和策略路线方面去，一般不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它对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为中共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使之中国化创造了条件。

总之，正是在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控制逐渐减弱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才能从中国自己的实际出发，依据自身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逐步深化，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真正结合起来，自己去解决自己的问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命题。

三、中国化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崭新篇章

自从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破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持续推进与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良好基础，传播手段的不断创新与传播途径的丰富多样使传播效果更为巩固。

（一）噪音减少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更为顺畅

在信息论传播模式中引进了噪音的概念，所谓噪音是指对正常信息传递的任何干扰因素。在实际的传播过程中，传者和受众之间的传受信息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差别，这常常就是噪音干扰的结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个子过程，其顺利进行，有赖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噪音的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