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怎样实现马克思主义，由于理论素养的缺失和实践经验的缺乏，对“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的理解还不那么透彻，在初期只有参照俄国革命的模式而不可能有别的选择。同时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严密监控下也没有独立走自己的路的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如是，传播马克思主义而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而不知道怎样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挫折几乎不可能避免，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出现一再的波折也在情理之中。

（二）僵化保守——反馈失灵

追求传播效果最大化是传播的终极目的，而“反馈使信源有可能使自己的传播方式更有效地适应信宿。”德弗勒也指出，传播能否取得理想效果，关键看传者对“反馈”重视的程度如何。

中国共产党作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必须遵循传播的内在规律，积极主动地接受在传播过程中反馈过来的各种信息，灵活机动地调整自己的决策方式和传播内容，这样马克思主义传播才能顺利进行，中国革命也才能少走弯路、错路。但恰恰相反的是，在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我们的传播模式是僵化保守的。在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上，大革命时期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澳门黄金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的地位、作用、策略的相关论述，无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国情，提出教条式的“二次革命论”，自动地放弃对革命的领些单位导权；土地革命时期则又顽固坚持城市中心论，把苏联经验当作不可变更的唯一道路，在条件完全不具备的情况下频频上街、频频暴动，屡受挫折而不知变更，“不仅伤害了群众感情，破坏了党与群众的关系，也使党自身的力量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导致不必要的牺牲。”在领导模式上，采取绝对的中央集权主义，教条地对待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传播方式上，采取绝对的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只有苏联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而没有中国的、本土的马克思主义，动不动就路线问题，行不行就残酷斗争、无情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