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团到达北京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出乎意料，周恩来总理亲自到车站迎接，使我非常感动。朱德总司令为欢迎代表团举行了宴会。“五一”节在天安门上，我头一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对我说：“你们长途跋涉来到这里，辛苦啦。好好休息，你们来了好。”他们都没提有关和谈方面的内容；对我们的到来，都给予了肯定和欢迎。气氛非常融洽，问寒问暖，接待也很热情周到。我想，这实际上就是谈判的开始吧。

代表团内部先统一了思想

我们经陆路来的代表和经印度来的代表碰了一次头。他们带来了西藏地方政府澳门黄金城：进行和谈的五项条件和内部掌握的要点，还带有盖章的公开文件。我们在昌都时，曾拿到西南军区制定的“十条公约”，并且仔细地研究过，基本同意以此作为谈判的基础，打算在这些条条上作些改动定下来，变成谈判的协议。但是，和经印度来的代表带来内部掌握的条件相比，两者的距离太大了。

我们五位代表坐在一起商讨这些问题时，我发现经印度来的代表与从陆路来的代表在思想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出现了难以相处的局面。这样，我只好把准备谈判的根本任务暂时放下来，首先帮他们解除思想疑虑。我们内部思想的不一致，不在协议条款本身，而在于对共产党的认识。我把在昌都见到的解放军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持民族团结、平等的情况，向他们作了介绍，说明解放军不住寺庙，连老百姓家也不住，而是住帐篷，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也从不损害老百姓的利益。桑颇和土登列门也介绍了在昌都亲眼看到的情况。总之，通过这些去解除他们对共产党的疑虑。金中当时是下级官员，很有勇气，也跟他们讲了解放后的亲身感受，讲得生动具体，有声有色。

在五位代表中，有两位同我是亲戚关系，一位跟我合作共事多年，还有一位与我关系也好。我同他们之间商谈协议条款，认识比较容易接近。我同凯墨个别谈过必须同意往边境派驻解放军的道理，否则，就无法进行谈判；而要同解放军合作，就要成立军政委员会。这样，凯墨没有什么阻力，其他代表也很顺利地取得一致意见。

代表的思想统一了，又一致决定：在谈判中，一般问题不请示。这是很关键的一着。因为你向噶厦（编者注：即西藏前地方政府行政机构）请示一个问题，他就要回答一个问题，如果不同意，不仅拖延时间，还没法处理，甚至无法取得谈判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