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一批跨世纪的老人陆续仙逝。特别是经历了五四洗礼的知识分子的相继离世，催生出许多回忆录和悼文，成为了当今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无论同代人的回忆，还是后人的叙说，抑或是口述实录，却有不少只是盲人摸象，或者是过年话，甚至谀词。我对于这样传记式的回忆录，一直持有警惕，因为心理学家早就说过：“无论什么样的自传，都不会不包含着自我辩护。”

最近读美国学者舒衡哲的《张申府访谈录》（李少明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这是一本前些年出的旧书，虽然写法是访谈式、断片式的，仍然属于口述实录的传记类的书。不过，写法和有些有闻必录必信且倚马可待的报告文学和传记作家大不相同，舒衡哲的这本书，前后写了十年，对于受访者，是放在历史的语境和材料文本中比较，而后进行了条分缕析的判断乃至质疑。因为舒衡哲发现，她在和张申府交谈中所涌现的史实，“有时是配合的，有时是扭曲的，有时是质疑的。”她希望她的书能够“是一条锚索，使回忆不致从复杂的真实经验中漂流得太远。”

这是每一位传记作者都需要警醒的，特别是面对张申府这样横跨几个朝代又是五四运动的亲历者在中国现代史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复杂多面性，和驳杂的历史胶黏在一起，不是黑白判断那样简单明了的。在某种程度上，回忆有时是不可靠的，回忆面临着被重新唤醒，或是法国哲学家《论集体记忆》一书作者莫里斯·哈布瓦赫所说的“恢复”。所以，舒衡哲把自己的这本书命名为“一部澳门黄金城：记忆与失忆的寓言”。这不仅是对受访者的一种负责的态度，也是作者应该秉持的良知。

因此，她既写了张申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的光辉历史，写了他对于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哲学的贡献，他最早介绍罗素、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维特根斯坦，扩大五四时期知识分子视野的学术成就，以及他想把孔子、罗素、马克思等人的思想融为一炉的狂想；她也写了他在历史风云跌宕之中的沉浮，包括1923年被清除少共，1925年退党，1948年为3000元写作《呼吁和平》而罹难，被新中国定为“人民的敌人”和“卖国贼”，以致被他自己始创的民盟开除；以及1957年右派之冤和“文化大革命”之累。同时也写了他对处于危难之际的周作人、梁漱溟、章伯钧等人出自性情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