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事态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呢？难道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和其后的各项改革做得还不够吗？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又应该从这次金融危机中学习到什么？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以历史的眼光，以更宽广的视野，来重新审视我们十年前后经历的两次金融危机。

曾荫权提出以下四个重点启示：

第一个启示，金融全球化对监管提出挑战。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显示，与十年前相比，各国在经济和金融的相互依赖程度大大提高，国际资本的跨境流动大幅增加，金融产品日益精细，金融交易的速度也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变得更快。可以说，金融业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仅仅是一个行业的定位，而是对整体经济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国际间一些监管，还是偏重“多透明、少监管”的原则。1997年之后，亚洲各主要的经济体都是在自己的国家和亚洲国家之间的金融监管层面下工夫。

这些工夫没有白费。事实证明，亚洲地区的金融体系并没有像欧美那样出现崩溃，经济反弹也远快于欧美地区。目前，大家都已经意识到，我们缺乏有效的全球性金融监管制度。自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美国家不断推出改进监管的措施和法案，希望增加对全球资本流动和大型金融机构的监管。

第二个启示，要平衡开放与风险。今年十月，在美国联邦储备局召开的澳门黄金城：“亚洲与全球金融危机”会议上，美国联储局主席伯南克提出：这次金融危机显示，金融和贸易越开放的经济体系，受到的打击越大。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前提下，开放总是有风险的。金融危机迅猛地传到贸易领域，引起贸易额的大幅缩减；2008年第四季度，当英、美等国的经济增长是负6%时，亚洲不少经济体的增长是负两位数，由负12%到负20%。这些现象是引人深思的。伯南克谈到这个观点时，特别举了香港和新加坡两个贸易和金融上极为开放的经济体做例子，当然也提到了中国和印度。

伯南克的观察，印证了亚洲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面对的现实，这就是，开放带来增长，一个经济体越开放，增长的速度就越快。亚洲“四小龙”是这样，亚洲“四小虎”也是这样，1980年代后的国家经济增长，也与开放紧密相关。然而，这次的全球金融危机却让我们感受到，开放与风险是一个银币的两面。当然，我们不会从此闭关自守，但是必须学会主动平衡开放与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