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反差表现在对男女适婚年龄认定的不对称。很多人不理解，在我国，由于出生性别比持续失调，男多女少成为一个严酷的现实。据人口学家的权威数据，1980-2000年出生的人口中，男性比女性“盈余”3331万。明明社会现实是“男剩”，却要拿“剩女”说事。关键是社会存在对女性不利不公的婚配规则。一项网上调查显示：中国网民心目中男性最理想的结婚年龄为30岁以后，而女性的结婚机会从25岁起逐年递减。超过90%的女性认为，30岁左右的男士是最理想的结婚对象。现实也是如此，超过35岁而不婚的男性还被称为“钻石王老五”（处于弱势地位的大龄未婚男另当别论），而超过28岁却未婚的女性，就被贬值为“舱底”。男性择偶在年龄上可上可下，甚至可以与女方悬殊几十岁，可谓“海阔天空”，相比之下，女性的选择余地却很狭窄，正如该项报告所称，年龄对她们更为残酷。固然，这种两性不等式和女性最佳生育年龄有一定关系，但还有相当多的不平等的性别文化因素掺杂其中，比如，相当一部分男性以找到比自己年轻的妻子为成功标志，甚至有一些男性越老越以“往小里找”为荣。但当今职业女性有了自己的专业和事业，在经济上、精神上都获得了独立，不再把婚姻当做一张长期饭票、当成女人的必然归宿，她们不仅有了宁愿“剩着”也不放弃对理想爱情和婚姻的坚持，也有了坚持的资本。如此，所谓的“剩女”现象就出现了。

如果没有这种僵化的“嫁当其时”的限定，何来剩女？既为“剩女”，则无论她们多么优秀，都被一个“剩”字涂抹成“几多无奈几多愁”的可怜人。媒体创造新概念、制作新的社会标签是一件很能获得轰动效应的事，但是有没有想过，使用“剩女”这个标签，很可能造成对某一群体的精神暴力？网上有评论说，“每一个剩女背后都有一个变态的老妈”。究竟谁让老妈变态？谁让她焦虑不安？如今，被“剩”的恐慌，不仅仅影响到未婚女性，而且波及她们的父母。看一看那些代儿女不断参加相亲大会的父母们，就知道媒体这一次“兴风作浪”，能量已大到影响了两代人。一个女研究生对我说，“即使我有足够强大的精神力量抵御外界对‘剩女’的嘲笑和排斥，但我还有‘孝道’的压力，我实在不忍心看到父母还要为我书读多了嫁不出去而担忧。作为女生，书还是要读的，不读就不能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但婚姻呢？我时常想，为了父母是不是要和生活达成某种妥协？”曾经，“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样一个命题，制造了全国性的家长的普遍焦虑，引发了一系列与教育相关的社会问题。“剩女”之说是不是又在制造新的社会恐慌？

“剩女”，作为个人的一种选择，不管是出于无奈还是出于自愿——享受单身的自由，都是一种生活方式，不对他人和社会构成任何威胁。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给予个体更多的选择的自由度，对不同的生活方式有更多的宽容。“剩女”的概念不仅是人们观念仍然滞后的产物，也是社会对多种生活方式和个人选择不够宽容、不够尊重的结果。

我不否认，现在的青年男女存在择偶和婚配的困难（比如男女交往面狭窄，选择机会少，男女婚姻期望错位等），都是社会应该关心的问题。但如李银河所说，这是社会转型时期婚姻生态失范的产物，我们可以研究解决的方法，但不应该让一部分人在被“剩”的标签压得透不过气来的状况下寻找另一半，人只有在得到尊重的情况下，在宽松、自由且自然的外部环境中，才能作出最符合个人意愿的选择。但愿今后不再有“剩女”一说，当然也不要有“剩男”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