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是满足大众需要的娱乐形式，由于这种需要缺乏深度，更多是一种感觉追求，因而它必然需要通过不断制造新的视觉形象来满足人们不断变化的娱乐需求，而后现代主义恰好为大众文化的“求新”输入了不尽的文化动力。对此，詹明信作了深刻的说明。他指出，面对充满符号的后现代社会，“大众文化只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作出反应。实际上这是事实，人们只需援用所有现代的理论和实践的传统的意识形态立场（从浪漫主义作家到泰凯尔集团，经过古典英美现代主义霸权的公式），观察对创新和新奇的战略性强调，对先前风格的必然破除，以及日益增长的‘革新’的压力——随着日益加快的暂时性，随着年度或季节的风格和时尚的变化，这种压力以几何级数增长，要求生产抵抗和打破‘重复’的引力的东西，把它作为商品对等物的一种普遍的特征。……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文化’的后现代主义概念和分裂的写作的观念，明显表现了这种现代主义美学的使命，即生产本质上不连贯的句子，这种句子不仅在打破旧的形式或旧的形式模式方面而无视重复，而且在文本自身的微观世界里现在也无视重复。”⑨

三、大众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

大众文化的创作与实践催生了后现代主义并为后现代主义各种反传统原则和策略的确立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同时，后现代主义在理论与策略上的创造也为大众文化正当化铺平了道路。大众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从各自产生起就存在着价值取向上的趋同，它们都反对资产阶级的霸权统治，都想维护中产阶层的利益；而从结果上看，它们的目标在某种意义上说的确也已经达到至少是部分达到，因为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产阶层的队伍在不断壮大。不过，这种价值上的雷同并不说明大众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之间没有矛盾。事实上，大众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从各自产生起就存在某种价值上的差异：大众文化反对资产阶级霸权，维护中产阶层的利益，但它并不把矛头指向资本主义社会，而后现代主义则在此基础上把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社会。福柯一生做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其内容通古涉今，但他真正的用意与理论指向却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方法——规训身体与培育主体的方法来实施对人们的统治，表面上看资本主义是自由民主的社会，而实际上却是一个庞大的监狱，人们生活在其中极不自由，随时受到严格的监视。德里达则公开声明他所主张的“解构”就是一种政治，它随时准备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偷袭。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德里达一下子列举了资本主义的“十大罪状”，并对为当今资本主义社会辩护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些价值取向上的不同必然埋下大众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矛盾的种子，一旦种子发芽，后现代主义就会转向批判大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