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必然会向社会提出为之正当化的理论需求。但由于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是对立的，因此，这种正当化的理论形成过程就并非一帆风顺。在大众文化产生的初期它就受到了来自社会上层意识形态的抵制，后来又进一步受到精英知识分子的批判。在文化精英们看来，大众文化不仅破坏了传统的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也危害到作为人类精神文明核心和支撑的“高等文化”。“大众”（masses）一词虽不同于传统的“暴民”(mob)，但仍包含了愚蠢、善变、庸俗、无知、冲动、偏见、非理性的含义。大众文化也自然是对这个阶层粗俗文化状态的贬称。尼采就曾从大众及其文化需求对高级文化的威胁来论述大众文化。他认为高级文化乃是由少数强有力的超人、精英创造和欣赏的，这些人的自然本能就在于控制和征服，而一般社会群体则是绝大多数的凡人，他们动摇不定、易受支配和控制，缺乏足够的智慧和能力来欣赏文化。但随着社会发展，这些凡人也开始有了不稳定的文化需求和意识形态追寻，这些大众化的非高级的文化形式严重冲击了高级文化。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也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们站在文化精英主义立场上，用文化二元论把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对立起来，认为大众文化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来说就是非文化，甚至是反文化，它们缺乏艺术的创造性和审美力量，是单质性、其一性、模式化、消费性、商业性、赢利性的文化。他们认为大众文化通过强大的文化滲透力和强制性力量，迫使社会大众对社会认同，大众在大众文化中是纯粹的文化消费者，他们在消费大众文化产品的过程中失去了主体性、反抗性和革命性。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情况才有所改变。美国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家基于大众社会理论的基础提出了乐观而保守的大众文化理论。他们认为后工业社会的大众生活是多层面的，其文化需求也是多样性的，大众文化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文化形式，它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它以其通俗性、趣味性迎合了社会大众的一部分文化需求，在后工业社会是完全必要的。随后，英国与德国学者也对大众文化的政治影响进行了积极的评价。英国著名的大众文化研究学者费斯克等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具体的生产性的公共领域或公众空间，大众在消费大众文化的过程中具有自主性、能动性；大众文化和公众生活的其他形式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促进和推动其他公共领域的发展并形成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政治力量，这种政治力量在政治领域产生了强大的民众监督能量，有效地阻止了政治领域中的极权主义倾向。

尽管如此，大众文化正当性的理论诉求并未完成，因为人们很难在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孰优孰劣之间做出准确的判断。这一艰巨任务自然是由后现代主义来完成。

二、后现代主义是大众文化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基础

1、后现代主义反深度思想为大众文化平面写作提供了思维基础。

对大众文化正当化而言，首先要解决就是其哲学基础问题。因为，与之相对立的精英文化有着几千年的文化底蕴。对此，后现代主义采取的是为精英文化去正当化的方法来实现大众文化的正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