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是作为行动的意外后果。吉登斯区分了三种意外后果，其中作为多数人复合行动造成的结果最为接近结构的意义。

不能否认，吉登斯的结构观具有合理性和启发性的一面，但矛盾也显而易见。根据吉登斯的解释，一方面结构不存在；另一方面，结构又是行动所需要、又为行动所造成的一种客观存在。所以会如此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吉登斯的出发点是，既要消解构成矛盾的结构同时又要论证结构是行动的产物这一建构主义的基本公理。显然，没有结构这一方的存在，行动的建构也成了无的放矢。特别是，即便是将结构概念替换成了行动的规则与资源，也没有改变这样的事实，即所谓行动的规则与资源作为区别于行动的另种存在仍旧是没有并且有待解释的对象 。实际上，行动如何建构了结构或说秩序怎样形成的问题始终是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基本课题与发展动力。以承认二元存在为前提的理论建构和以消解二元对立为目标的理论策略即是内在地相互矛盾的。这势必会导致新的理论整合再度流于失败。

如果说吉登斯整合的结果仍旧是建构论观点的再次论证，布迪厄的整合则带有结构主义的鲜明色彩。布迪厄从结构主义传统出发主要进行了三条路径的整合。

其一是关系论对二元的取消。表面上看，布迪厄的关系主义立场和方法似乎是走了一条中间道路，以此区别于或说规避了个人与社会或主观与客观之间非彼即彼的选择性对立。然而，这里的“关系”正是结构主义的一个概念，几乎是结构的另一种表达 。

与吉登斯将二元化约为行动相类似的，布迪厄将二元乃至整个现实都解释为关系。这一解释本身既有取消两极之意义，同时也成为结构向行动渗透的象征。这也就是路径之二，即最终还要回到对二元之间关系的理论建构上来。对于二元的表达，布迪厄提出惯习和场域这一对新概念 。概念的创制与辩证化解释也是布迪厄糅合结构主义与建构主义的主要策略。根据解释，这对概念本身及其相互之间皆是兼具结构与建构两面性的，也可以说是亦此亦彼的。（也揭示了二元之间相互型塑的过程。）

其三就是提出实践的逻辑，即以现实的混一或总体性来取消理念上人为的各种虚假对立与抽象分割。可见，消解二元的目的策略和围绕二元关系的建构也是同样存在于布迪厄理论整合中的内在矛盾。并且，布迪厄精心设计的整合概念场与实际运作最终也“无意间”再现了结构决定论的情景。毕竟，在他看来，现实的都是关系的，包括初级和次级的所谓双重结构 也几乎是无所不在的，作为建构之唯一的能动性来源的惯习也同样是结构化的产物。总之，不是消解的策略毁了建构的成效，就是建构的作为拆了消解的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