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至5月，广东省发生的偷渡外逃高潮，官方估计人数高达十一万九千多人，超过历史上最多的1962年全年发生数。出现了比当年陈郁任省长、曾生任广州市长时数千人冲击广州广九火车站更严重的态势。而有人估计更高，出逃人数多达三十万人。

习仲勋接报后紧急出动赶到深圳，此时越境大潮已经平伏，但仍可碰上三两“散兵游勇”外逃香港。习仲勋马上召集一些公社书记座谈，直截了当地问他们能不能把人留住。公社书记说不行，留不住。因为由于海岸线长，香港与内地人民生活相差过于悬殊。习仲勋知道：吴南生作过调查，深圳边境线宝安这边一个农民劳动日的工分收入约为七角钱，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六七十港币，两者差距悬殊竟达一百倍！到广东工作只有一年的习仲勋马上意识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广东对偷渡是防不胜防，堵不胜堵的。尽管广东边防几个县的军民一起布设了好几道防线，每个县都有一个领导人专管反偷渡，那也不管用。他踏看了边防线，勘察了现场，感触更深：建国二十年来，搞闭关锁国，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破坏，经济濒于崩溃，群众生活困难，再不改弦更张，改善人民生活，外逃始终无法遏制，只会逃得更多。习仲勋认定，防偷渡光是堵，只是一种治标的办法，治本还得靠发展生产力。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群众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了，边境就安定了，人员才不会外流。

面对严峻形势，习仲勋先对县委布置了“反外逃”的任务，他指出：“深圳是反外逃的前沿地带，你们一定要齐心合力，进一步加强防线，以防大批人员外逃。外逃有伤国体，国际影响不好，而且直接影响农业生产。”

（四）

外逃风终于刹住了。经此一役，习仲勋更坚定了加速特区建设，全面发展广东的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的决心，这才是真正的治本之策。他再次专程到深圳，了解到当地干部对过境耕作在香港那边的“飞地”心存疑虑，便对当时宝安县和沙头角镇的干部说，让香港资本家进设备开采沙石出口、收入两家分成问题，吸收外资搞加工业问题，恢复边境小额贸易问题等等，搞起来有利于发展生产，增加群众收入，保障民生，怎么不敢搞？他支持和鼓励宝安的同志：“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管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习仲勋为加快特区的创建，“杀出一条血路来”，殚精竭虑，熬白了头发，在广东、在全国都赢得很高的威望。一年后他重新进入中央领导层，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在中南海与友人的一次谈话中，他坦荡地扪心自问：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本文节选自吕雷、赵洪所著的长篇纪实文学《国运—南方记事》，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